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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许倬云先生五十余载治史文章精选，以中国与世界、中国的特质、历史与变化为主题，勾勒史学大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史学观念与关注时下的人文关怀。

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家族为本的社会网络、儒家的思想方式，这三套东西相配，就变成中国文化互相辅助的几种特色。

——《中国历史特质》

公元前300年到200年，此时正是秦汉统一，南北一家的时候。现在的食物在当时几乎已样样不缺，只是烹饪方法仍不出煎、煮、烤、炸、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西瓜、芝麻、苜蓿、葡萄、核桃、胡瓜、大蒜等皆由西域输入。南方海路交通发达，自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引进了芋头、柑橘、蔗糖等。茶也成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饮品。

——《有一点不同的中国历史》

序／i

中国与世界

从中国历史看世界未来／003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019

古代国家形成的比较／033

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的比较／053

中国古代文化与埃及文化的比较／065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080

东汉与西罗马帝国崩解的比较／096

试论伊斯兰文化体系与东西方两大文化的互动／109

体系网络与中国历史上的分合／121

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128

中国的特质

中国历史特质／149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170

中国文化发展的点和线／181

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文化发展／187

古代中国的面貌／201

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212

文化与亲缘／224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237

神祇与祖灵／246

汉之为汉／260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动／266

历史与变化

历史与变化／307

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331

我们走向何方／341

文化调适过程中的态度／360

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366

元中都考古怀今／396

有一点不同的中国历史／401

中国中古时期饮食文化的转变／406

编后记／425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学贯中西的史学耆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囿于书斋，时时心怀天下，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代表著作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

◎  作者自述

我近反省自己一辈子的学术研究，渐渐悟出一些线索：我其实是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常常不能亲身参与其中，却学会了设身处地，以体会领略的习惯。我终身残疾，自从有了记忆，似乎总是坐在旁边，看到孩子跳跃奔跑，却不能加入游戏；但也为他们的成功而喜悦，为他们的失误而扼腕。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不断旁观。在湖北的农村，曾见过农夫的耕耘，看过灰黄的泥土，在渠水灌溉后成为润湿的沃土。曾见过黄骠幼驹，在阉割为骟马时，挣脱束缚，狂奔跳跃，终究失血而死。曾在辅仁中学，甚至改了性情，也旁观男女同学之间爱情的悲喜剧。在芝加哥住院治残疾时，曾旁观许多悲哀与喜乐：目击老医生在操刀前，严肃虔诚的祷告；也看到手术后的病童，努力学习从未经验的动作。在七十年代，也曾亲见个人认同于政治斗争间，有些人热诚投入，有些人被狂澜卷去！这些都是人生中的百相，却为我开启了理解历史的经验。

读历史，是学习；讨论历史，是观察。两个步骤，其实是一体两面。我从不悔终生学史，因为历史正是人生的延长与扩大。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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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不同的中国历史：饮食与宗教

中国人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300年间的饮食生活，《诗经》记得非常详细。食物的种类繁多，从牛到蜗牛，从甜菜到苦菜，桃、李、杏、梅一应俱全。北方有黍、稷、粱三大谷类，南方仍是稻米为主，并有竹筒饭、粽子等不同的米食吃法。不只饮食习性不同，南北两方的工艺风格也大异其趣。北方青铜器上皆是棱棱角角的几何图形，南方线条柔和曲折。北方图画里的神个个板着脸持着大斧头，南方的山鬼却是柔媚迷人的小姑娘。

公元前300年到200年，此时正是秦汉统一，南北一家的时候。从长沙马王堆一位侯爵夫人的墓中所挖掘出的陪葬食物和食品名单中可看出，现在的食物在当时几乎已样样不缺，只是烹饪方法仍不出煎、煮、烤、炸、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西瓜、芝麻、苜蓿、葡萄、核桃、胡瓜、大蒜等皆由西域输入。南方海路交通发达，自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引进了芋头、柑橘、蔗糖等。茶也成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饮品，甚至有助抵抗瘟疫传播，因为喝茶必须将水煮开，减少人们喝生水的机会。

到了魏晋南北朝（200年至600年间），北方因五胡乱华而引进吃酪的习惯，于是南方喝茶，北方喝酪。南北方虽然饮食习惯不同，但仍不时交流，互相学习。此时人们开始有“炒”的烹饪方法，可能是为了节省燃料而演变出来。水产养殖事业也见开发，人们刻意开辟池塘养殖鱼、虾、螃蟹以供食用，这是生态环境的利用。同时，人们发现麦类经过磨辗后，可以制作粉食，这种食法遂日渐普及。

600年至1000年，正是隋唐至宋之间，饮食方式除了酒的加入外，大致都已定型。在这之前，人们也喝喝低酒精的稠酒，此时又添水果酒，葡萄、桃、李、杏、梅皆可入酒，连带谷类酒如米酒、麦酒也一起研制开发。民间的饮食文化发达了，精致的食物不再只有贵族才能享用。宗教信仰亦是如此。以前只限于上层社会参加的宗教活动，此时也在民间普及。禅宗慧能和尚大字不识一个，也能成佛，使佛教真正扎根乡土。儒家则摆脱神学的途径，走向形而上学，一方面重理性，一方面重伦理。

1000年至1500年，中国在历史上不但成为成吉思汗版图的一部分，饮食上也接受了蒙古族的烧烤文化，并从中亚、西亚传入蒸馏酒的技术。1500年之后，海道开通，中国对外贸易大为发达，经济不断成长上升。玉米、番薯就在这时流入。这两种作物容易种植，因此扩大了中国的耕种面积，也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中国的饮食文化大约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之间逐渐发展出四大流派：北方菜、南方菜、四川菜、广东菜。这种现象的形成，与经济的繁荣大有关系。民间信仰有诸教合一的倾向，佛道不分，上层宗教式微。基督教信仰和烘焙技术一起自西方传入。

中国历史特质：以家族为本的社会网络

人类聚集人群，不外乎几种办法。血缘的组合是自然的一种，有父母就会有小孩，有父母就有分工，小孩延续家系，一代又一代做同样的工作。血缘组合是很自然的，是全世界都有的。但中国人以父系家族传承作为血缘的基础，而且家庭不是一个小家庭，而是一个扩大的家庭。这都与小农经济有相当关系。因为农民需要重劳力，男性的工作效率一定占主导与优势位置。中国家庭没有发展长子继承制，日本是长子继承制，西方很多地方是长子继承制。一般言之，欧洲社会家庭里小的孩子成人后都要离开家，因为农业作业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力；中国的生产方式要求维持相当劳动力，随时投入生产，所以每个孩子都留在家里。这也决定中国的血缘组织是个大家庭，三代或是更多。大族合组单姓村的现象也就出现了。台湾的移民社会，一样是单姓村，杂姓村现象固然有，但在开拓期间单姓村现象更为普遍。家族若干代以后，老实讲，感情不怎样，但是大家非要住在一起，因为大家都被生计拴在这一块固定的土地上。

这种的聚居，使得人口极为拥挤。在华北的农村，很少看到单栋的小房屋，通常聚成一簇一簇。在客家村落，有了子孙以后，一所房子慢慢变成一串房屋，你今天到香港新界那一带看看，客家村落里，拥挤的程度不能想象，房屋与房屋之间的通道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过，两个人走过时要侧着走。不管是华北或华南，散村的形态很难出现，只有在开拓的初期有散村，像台湾也有散村，以外都是聚村。聚村与族居，两个是一为二、二为一的现象。

从这种家族形态发展为另外一种类家族的组织。我姓许，天下姓许的都变成一家人了。姓许的都是宗兄宗弟。在类家族组织里，同姓意识是常见的现象。但除此以外，帮会的组织也类似家族，大哥小弟，师傅徒弟。佛教道教的组织也是类似家族的，长老方丈，师父师叔，师侄徒孙，名词与伦理观念跟家族完全一样。这种以家族扩大变成类家族形态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中显著的一种组织形态。我们很少有工会，传统上的同业组会是以类家族的大师父带一大群徒子徒孙。于是，中国的国家政治组织以外，的社会群体结合方式，就是以家族理念、家族伦理构成的一个社会系统。甚至勉强到什么地步呢？海外华侨，同姓的人都有公所，张王李赵都没问题，我姓许是数不出几个人来，勉强能联合一些小姓，合组公所，谈谭谢许，都算一家人。刘关张赵，再加上黄马，合为一个公所，就是刘备加上五虎将就变成一家人，这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凡此模拟的家法，都表示在没有其他亲人血缘的时候，人工制造一个共同意识来团结一批人。亲族有远和近，所谓伦理观念，父亲跟儿子是一种伦理，任何两个人在一起，假如以家族的伦理观念延伸的话，都是对应而不平等的。一定有一个高一个低，一个上一个下。几个人在一起一定有一个近一个远，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这是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有距离，有不同的等级。亲兄弟亲，堂兄弟远一点，族人更远一点。同校的同学亲一点，同班同学更亲一点。一出家乡同省同乡很重要，一出这个国同胞也很重要。

差序格局是使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为不同的情况所决定，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权利义务。今天已经是工业社会，城市社会，但是差序格局观念还是深植在人们脑里。中国法律一直在差序格局的条件之下决定它的法理，所以中国的唐律、明律基本上都要规定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才决定责任的轻重厚薄。差序格局有它的坏处：人人不平等；也有好处：人人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义务。所以中国的社会福利不需要国家来做，是以种种的大群体小群体担起社会福利责任。在我家乡，我们族人有二百余口，祖产收入供给寡妇孤儿，供给年轻人上学的学费，供给贫病，这种社会福利本来应当是社会的责任，但是社会太大无所归属，遂由小型的群来做。不单是亲族有此责任，其他社群也有此责任，比如说铁匠工会可以如此，演艺团体也可以如此。过去中国传统的时代，每年新年开锣五天戏，这五天戏收入用来周济失业及生病的同行。所以社群有它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一套也是中国文化里面相当特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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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学者的意见如此相悖！本文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首先，今天世界几个主要文化都是复杂的系统：一个体系与另一个体系碰撞时，可能经由不同接口的接触，而呈现冲突、拒斥、交换种种反应，而引发文化体系内部的变化。这些接口，至少可分下列三类、（1）事物类：包括可见的文化项目，例如生活资源艺创造、文化活动等；

（2）组织类：包括各种资源的管理与分配，例如国家社会、经济形态等；

（3）观念类：包括对于人类自己及周遭环境的解释与由此建立的价值观，例如宗教信仰、哲学以及各种学术活动。

综合上述诸项变化，可知复杂文化体系之间的接触，经由不同类型的接口，虽然其影响都可能及于相关体系中的其他部分，但由于进入接口的途径当以进人事物类接口为最容易，而进入观念类接口最难，而在组织类接口受到冲击时则可能撼动整个体系的主体性，竟可能导致该体系的解体或者产生根本性的转化。冲击组织接口，可能是强力的侵入，例如军事性的征服。另一方面，经由事物类接口，则可能改变体系的资源能量；而经济资源方面的改变，可能是生产能力的变化，也可能是贸易的顺差或逆差；若经由观念类接口进入，则可能由于新观念的引入而导致对原有价值体系的质疑。因此，由事物类接口或观念类接口发生的干扰，都可能牵动组织类接口的变化效应。本文所举三个文化体系的互动，过程十分复杂，尚不足以涵盖其全貌，仅是举其梗概而已。

人类似乎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里的癌细胞，因为有人的存在，因为人的快速成长，快速使用资源，地球生态系统被人们快速破坏，当地球生态被浪费毁坏到尽头的时候，人就与之一起灭绝了。一个生病的人身体里的细菌或是病毒，身体死了细菌不会死，它会移到别处去。但是人类死了细胞也跟着一起死。同样的比喻，地球生态系统里的人，在地球生态系统消失以后，也没地方去了，我们跟它一起死。中国人的一套宇宙观，恐怕是可以匡正今天滥用的戡天用天的宙观。我们要为今天的文化做出相当有力度的调整，但是怎么调整需要大家一起思考。

这种生活的缺点，则是个人既无隐私，也没有多少选择自由。一言一动，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社群的褒贬严于华衮斧钺，社群持守的传统不容许任何人轻易改变生活的方式，包括饮食起居，可以有丰啬的小差异，却不容忍有持立独行，超越常态。社群的压力，比国家代表的公权，更有强制性，而且不容许个别成员投诉。

中国人的人生仪礼，都不断地在加强社群意识。孩子生不仅是一家的家事，子孙是亲缘组织谱系的延续。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孩子的出生仪礼，首先是对列祖列有了交代。小区是一个整体，孩子出生，不仅是父母有了一个小孩，也是小区多了一个成员。送贺礼、分红蛋，都是接受这一位新人加入社群的仪礼。孩子成年了，男婚女嫁不是只为了两情相悦，而是为了结两姓之好。中国人严格遵守外婚制，即是以千丝万缕的婚姻关系编织网络，笼罩个别的亲缘族群为一体。因此，婚礼是大众参与的仪礼，新郎新娘住往只是受人摆布的道具而已。

死亡仪礼，也是大家的事。从报丧祭到出，丧家都依赖亲成与乡邻的帮助。孝子哭泣之哀，用孟子的话，可使吊者大悦。吊者的“欢悦”不是幸灾乐，而是称许这一家仪礼方面合乎大家盼望的规矩！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奈夫，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否定韦伯。他是天主教徒，所以要反对韦伯的新教理论。奈夫与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许多经济转变有关的因素，有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地理因素。他就讨论到煤产量、钢铁产量、煤产地、钢铁产地、资本累积等这些问题，也从这些问题推演到沿海城市的特性、内陆城市的特性、地中海航道、北海航道、地中海航道衰弱而北海航道兴起等问题又牵涉到阿拉伯人与基督教在地中海东端之间的许多斗争，陆地交通的断绝，然后再谈到欧洲城市从地中海外围转变成南北向的分布，将北海连到地中海，这一切都有地理因素在内……他讨论的广度其实不亚于韦伯，也是一辈子做了许多题目，可是他就不太注意文化理念，他相当偏重于经济问题相关的一些因素。

中国与两河流域都有这种现象，其缘故当在于两个地区都有自足与完整的文化疆域，自成一个世界，而其核心部分遂形成“中原”，进入“中原”的新族群，一方面接受中原文化，自我认同于这一文化世界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也只有进入“中原”之后，新的主导族群始得有统治这一世界的“合法性”。亚述萨尔贡王之用阿卡德王号，迦勒底之承祧巴比伦名称，都与周人自认为夏之继承人有相同的意义。

综合言之，周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模式，较为接近于埃及古代文化的模式，而与两河文化的模式差异较多。埃及文化的法老与周代的天子，都承担天人之际的联系。两种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普世性格。但是，周代的中原四通八达，不能闭关自守。周代以“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又必须戒慎恐惧，不敢自满自大。于是周代的王国体制与文化格局都具有包容万有的气度，而且以变化为常态，发展为《易经》中自强不息的开放心态。周人遂能以其封建与宗法的结构凝聚古代诸种族群合而为华夏民族，而且以此为普世天下的核心开启中国不断扩大的契机。相对地说，埃及自囿于尼罗河谷的自足环境，太早即发展至其封闭格局的极限，其文化的自我完足与自满自信，发展为保守主义的心态。埃及在闭关自守时，颇能在安定中求取文化内涵的丰富，却不能面对域外文化的冲击。于是，埃及疆域的扩张及外来族群的入侵，引发了埃及人对多元文化的迷惘，也导致埃及文化因丧失自己特点而终于澌灭。埃及文化的核心是不能扩张，也不能吸人容纳边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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