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本上下册）（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揭密鸦片战争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及中国复兴崛起之道）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为中心，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民历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及奋发自强的救国运动，分析和总结了历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中国的出路、开放与自强等重大的问题，清晰地辨明了很多近代史令人困惑的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名著，累计发行三百多万册。

再版序言

序言

绪论

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三）农民革命

第二章  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

（一）16、17世纪外国侵入者的碰壁

（二）18世纪中国方面加强防范和限制

（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

编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三章  鸦片战争

（一）禁止鸦片的问题

（二）林则徐的禁烟和英国侵略者

（三）战与“抚”

（四）战败的原因

（五）三元里的斗争

（六）《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第四章  战争以后

（一）广州城的斗争

（二）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

（三）“租界”——国中之国

（四）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

（一）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阶层

（二）金田村起义

（三）向南京的进军

（四）北伐和西征

（五） 《天朝田亩制度》

（六）天京城内的大变乱

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态度

（二）在上海和广州的虚伪的中立

（三）所谓修约问题

（四）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和入侵天津

（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沙皇俄国

（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七）封建统治者把谁看成真正的敌人

第七章  1856—1861年的太平天国

（一）长江中下游的争战  

（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  

（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四）太平天国的苏杭地区  

（五）打着别的旗号的造反

（六）宗教的迷雾和现实的斗争

 第八章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和太平天国的失败

（一）强盗成了朋友  

（二）上海周围的战争和“常胜军”的出现

（三）从湘军到淮军  

（四）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五）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

（六）天京的陷落

第二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第九章  在农民大革命失败以后

（一）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二）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的失败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加紧

（四）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互相勾结

 第十章  封建统治者的“办洋务”

（一）洋务运动的产生

（二）官办的军事工业

（三）官督商办的企业

（四）后膛枪和铁甲船

（五）洋务问题上的一种分歧

（六）洋务问题上的又一种分歧

（七）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第十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兴起

（一）19世纪60年代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二）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天津教案  

（三）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第十二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  

（一）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二）英国对中国西部边疆的侵略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第十三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一）中法战争之一：在战争爆发之前  

（二）中法战争之二：从开战到停战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四）中日战争之二：议和与反对议和的舆论  

（五）中日战争之三：保卫台湾的斗争  

第三编  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

（一）沙皇俄国和辽东半岛

（二）政治奴役性的贷款  

（三）抢夺中国的铁路  

（四）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五）所谓“以夷制夷”

 第十五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现前的国内阶级形势  

（一）清朝政府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税吏

（二）暴风雨的前奏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四）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

第十六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康有为

（二）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  

（三）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  

（四）维新派的向西方学习  

（五）庸俗进化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

第十七章  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一）维新派的上台  

（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四）政变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  

（五）没有出场的角色

 第十八章  义和团的勃起  

（一）从拳会到义和团  

（二）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  

（三）慈禧太后的“宣战”  

（四）义和团占领了北京吗？  

（五）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

 第十九章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失败

（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二）“东南互保”和李鸿章议和  

（三）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  

（四）帝国主义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辛丑条约》  

（五）义和团的历史功勋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第四编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第二十章  第三次革命高潮的酝酿  

（一）日俄战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二）慈禧太后的“变法”  

（三）孙中山的早期活动  

（四）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

（五）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  

（六）知识界中革命组织的产生

 第二十一章  同盟会初期  

（一）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纲领  

（二）清朝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宪派  

（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  

（四）1906年湘赣边界的起义  

（五）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6次武装起义  

（六）1907—1908年光复会发动的起义  

个人暗杀行动

 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  

（一）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撼动了清朝统治的基石  

（二）咨议局、资政院和袁世凯  

（三）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机会均等” “利益均沾”  

（四）争路权的爱国运动  

（五）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它在广州的两次起义

（六）从日知会到文学社

 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  

（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间的胜利  

（二）“谋略处”的领导及其演变  

（三）袁世凯成了内外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  

（四）武昌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

 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  

（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  

（三）套上革命外衣的军阀和流氓政客  

（四）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  

（五）“不准革命”

（六）交战与议和

第二十五章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

（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阴谋  

（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四）清王朝的覆灭和南京政府的结束

（五）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破灭  

第五编  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

第二十六章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反袁世凯的斗争  

（一）1913年国民党反袁世凯的失败  

（二）袁世凯独裁卖国真相的暴露  

（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四）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  

（五）袁世凯的覆灭

 第二十七章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护法运动”  

（二）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繁荣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四）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胡绳（1918－2000），出生于江苏苏州，原名项志逖，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职务。著作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主编）、《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结集为《胡绳全书》，深有影响。尤其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三四百万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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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明朝的统治政权实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空前的统一集中。这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以压迫和剥削农民大众为任务的专制政权。

以农民英雄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革命倾覆了明朝在北京的统治（1644年）。居住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军队乘机进入关内。他们得到了明朝的许多汉族将军和官僚的合作，残酷地镇压和扑灭了农民革命，重新恢复了为造反的农民所扰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新的王朝——清朝，也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它完全继承了明朝的传统。

清朝的皇帝是满族人，在清朝统治下满族人享有某些特权。但是清朝仍然是代表全国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

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20万人的兵力（其中满族兵13万人）。以这样少数的力量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全中国，就因为满洲贵族统治者一开始就成功地实行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镇压农民革命势力的政策。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方拥戴明朝的后裔，抵抗清朝统治，这种抵抗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基本上崩溃了。明朝的遗臣郑成功把在明朝末年强占台湾的荷兰人赶跑，在台湾建立了奉戴明朝的政权。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死，他的继承者虽仍保持着台湾，但已无力进兵大陆。清朝在消灭南方的明朝残余力量的战争中，主要是依靠已经向它投顺的原明朝将军们的武力。吴三桂是在清朝入关时就出了大力的一个主要的明朝将军，清朝封他为王，以云南为领地。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于清朝已经开始采取步骤企图削弱以至消除他的这种拥兵割据的藩王地位，他以恢复明朝的名义宣布反清。吴三桂有兵10万，还得到了南方的一些省份中和他一样的投降将军的支援，其中主要的是在福建、广东被清朝封为王的耿精忠、尚可喜，所以这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三藩之变”。这些投降将军打出来的复兴明朝的口号已不能在地主阶级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在清朝的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下，耿精忠和尚之信（尚可喜的儿子）再次投降清朝，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自称皇帝，不久就死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承帝位，终于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彻底失败。占领台湾的郑氏政权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被清朝消灭。在征服吴三桂和台湾郑家的战争中，清朝所使用的武力主要已不是满族军队，而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军队即被称为绿营的军队。

清朝的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及其政治统治方式。他们和汉族大地主结合在一起，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维护着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这个政权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戴。

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明朝后期的许多皇帝多半荒淫怠惰，不理朝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为宦官或权臣所代行。倒是后一个崇祯皇帝自己管事。清朝的皇帝一般是把专制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明朝和清朝的中央政权机关，都设吏部（主管文官的铨叙）、户部（主管财政）、礼部（主管典礼）、兵部（主管军政）、刑部（主管刑法）、工部（主管全国各项工程的营建）这六部，各部的正副长官称尚书、侍郎。清朝规定各部尚书和侍郎都有两人，满族、汉族各一人。尚书和侍郎都可以直接上奏皇帝，向皇帝负责。明朝设内阁，作为皇帝的助手，入阁办事的称大学士，往往由尚书兼任。清朝的内阁是由内阁大学士满、汉族各二人和协办大学士满、汉族各一人组成。但在雍正朝以前，皇帝把军政大事都交给由满洲贵族担任的议政王大臣会商上奏。从雍正朝起，别设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和尚书、侍郎若干人充军机大臣，军机处实际上代替了内阁的地位。清朝的中央政权机关还有都察院、大理寺、理藩院、翰林院等等，所有这些机构都直接向皇帝负责。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也大致和明朝相同。除在北京畿辅地区设顺天府（长官称府尹）外，有18个行省和若干特别行政区。18个行省是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此外，东北三省，即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因为是满族的发祥地而被视为特别区，到了光绪年间始改为一般的行省。新疆原来被视为“藩部”，在光绪年间改为行省。光绪年间还把原属福建省的台湾改为一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青海都是“藩部”。18个行省的长官是总督和巡抚，有的省（山西、河南、山东）只有巡抚，没有总督，有的省（直隶、四川）只有总督，没有巡抚。其他省每省有一巡抚，而又有兼管两省或三省的总督（广东、广西的两广总督，湖南、湖北的湖广总督，福建、浙江的闽浙总督，云南、贵州的云贵总督，陕西、甘肃的陕甘总督，江苏、安徽、江西的两江总督）。总督的地位虽说高于巡抚，但在兼有两者的省份里，巡抚并不隶属于总督，他们共同向皇帝负责。在驻有满洲军队（八旗军）的有些省份里，又设有满洲将军，其地位是和总督、巡抚平行的。在每个省里还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以及督粮道、盐法道、河工道等官员。在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一般有道、府、县三级。省一级的主要官员，省以下的各级地方长官，直至县官，都由中央政权直接指派。这种制度都是适应于中央集权的需要的。

官员是从地主阶级中选拔出来的。除了满洲、蒙古贵族的子弟和因有特殊功勋而受爵赏的汉族大官僚的子弟有做官的特权外，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出适合于封建统治需要的官员。皇帝派出官员到各省举行考试，的考试在京城举行。虽说考场中有种种贿买舞弊的黑幕，但这种考试制度使中小地主也感到有进入仕途的希望。至于贫苦农民，根本没有条件受到足以应考的教育，当然不可能通过这种制度而做官。

清朝入关时的军队是八旗兵，它主要由满洲人组成，也有蒙古人和汉人。统一全国后，八旗兵除驻守京城，还屯驻在近畿和外省各冲要地方。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的满、蒙、汉八旗兵共50万人。除八旗外，有绿营，都由汉人当兵（因为用绿色旗，故称绿营）。绿营分驻全国各省，归各省总督、巡抚节制，要用兵时由中央政权直接调度。全国共有绿营兵约66万人。八旗兵是世袭的军队，绿营的兵士基本上也是终生的职业兵。封建统治者需要这种完全和社会隔绝的军队，因为它的任务就是镇压在封建压迫下的人民。

为了供养皇室和以它为首的全部官僚机构和军队，封建统治政权集中了庞大的国家财富，这些财富归根结蒂来自千百万小农的血汗。封建主义的国家还听任各级官员用各种方法向人民巧取豪夺。例如，各级地方官员征收田赋上交国家，在法定的数额以外还加收归于官员私囊的一部分，在明清两代叫做“火耗”。康熙皇帝说过，所谓廉吏并不是一文不取，如果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那就算是好官了。他以为地方官员在一两正税外自取一分（1%）是合理的，实际上当时的火耗一般都在一钱（10%）以上，甚至有四五钱的（百分之四五十），这还算是合法范围内的贪污，所以民间说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官场中，真正廉洁的官吏是极其罕见的。

清朝官方统计，嘉庆八年（1803年）全国人口的总数有3亿，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达4亿。按当时情况说，全国总人口中90%多是在封建剥削下的农民和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及其他贫民。以北京朝廷为中心，由散布全国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的庞大国家机器的任务就是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制度，以保障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贵族、地主、绅士的特权地位，压制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服从这种社会秩序。清朝政权厉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用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的观念加上宗教迷信，来束缚人民的心智，愚弄广大人民，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

封建的国家机器并不做任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工作，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为治理黄河和其他易于成灾的河流，清朝特设河道总督，其品级相当于管理两三省的总督。还有其他许多治河官员。国家支付的治河款项虽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河工成为官员营私贪污的肥缺。

明朝后期，对于民间的商业、矿业加重征税，起了压制初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清朝实行的是类似的政策，它通过官僚机构垄断一些大商业，如盐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在内地设立关卡，对于运销过程中的商品重重征税。这都是不利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总之，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维护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新因素。因为，以吸吮千百万农民的血汗来喂养自己的全部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虽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许多农家无法继续维持男耕女织的那种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继续顽固地用一切手段维持固有的社会秩序。很明显，不打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个桎梏，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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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明朝的统治政权实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空前的统一集中。这是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以压迫和剥削农民大众为任务的专制政权。

以农民英雄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革命倾覆了明朝在北京的统治（1644年）。居住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军队乘机进入关内。他们得到了明朝的许多汉族将军和官僚的合作，残酷地镇压和扑灭了农民革命，重新恢复了为造反的农民所扰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新的王朝——清朝，也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它完全继承了明朝的传统。

清朝的皇帝是满族人，在清朝统治下满族人享有某些特权。但是清朝仍然是代表全国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

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20万人的兵力（其中满族兵13万人）。以这样少数的力量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全中国，就因为满洲贵族统治者一开始就成功地实行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镇压农民革命势力的政策。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方拥戴明朝的后裔，抵抗清朝统治，这种抵抗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基本上崩溃了。明朝的遗臣郑成功把在明朝末年强占台湾的荷兰人赶跑，在台湾建立了奉戴明朝的政权。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死，他的继承者虽仍保持着台湾，但已无力进兵大陆。清朝在消灭南方的明朝残余力量的战争中，主要是依靠已经向它投顺的原明朝将军们的武力。吴三桂是在清朝入关时就出了大力的一个主要的明朝将军，清朝封他为王，以云南为领地。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于清朝已经开始采取步骤企图削弱以至消除他的这种拥兵割据的藩王地位，他以恢复明朝的名义宣布反清。吴三桂有兵10万，还得到了南方的一些省份中和他一样的投降将军的支援，其中主要的是在福建、广东被清朝封为王的耿精忠、尚可喜，所以这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三藩之变”。这些投降将军打出来的复兴明朝的口号已不能在地主阶级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在清朝的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下，耿精忠和尚之信（尚可喜的儿子）再次投降清朝，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自称皇帝，不久就死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承帝位，终于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彻底失败。占领台湾的郑氏政权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被清朝消灭。在征服吴三桂和台湾郑家的战争中，清朝所使用的武力主要已不是满族军队，而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军队即被称为绿营的军队。

清朝的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及其政治统治方式。他们和汉族大地主结合在一起，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维护着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这个政权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戴。

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明朝后期的许多皇帝多半荒淫怠惰，不理朝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为宦官或权臣所代行。倒是后一个崇祯皇帝自己管事。清朝的皇帝一般是把专制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明朝和清朝的中央政权机关，都设吏部（主管文官的铨叙）、户部（主管财政）、礼部（主管典礼）、兵部（主管军政）、刑部（主管刑法）、工部（主管全国各项工程的营建）这六部，各部的正副长官称尚书、侍郎。清朝规定各部尚书和侍郎都有两人，满族、汉族各一人。尚书和侍郎都可以直接上奏皇帝，向皇帝负责。明朝设内阁，作为皇帝的助手，入阁办事的称大学士，往往由尚书兼任。清朝的内阁是由内阁大学士满、汉族各二人和协办大学士满、汉族各一人组成。但在雍正朝以前，皇帝把军政大事都交给由满洲贵族担任的议政王大臣会商上奏。从雍正朝起，别设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和尚书、侍郎若干人充军机大臣，军机处实际上代替了内阁的地位。清朝的中央政权机关还有都察院、大理寺、理藩院、翰林院等等，所有这些机构都直接向皇帝负责。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也大致和明朝相同。除在北京畿辅地区设顺天府（长官称府尹）外，有18个行省和若干特别行政区。18个行省是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此外，东北三省，即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因为是满族的发祥地而被视为特别区，到了光绪年间始改为一般的行省。新疆原来被视为“藩部”，在光绪年间改为行省。光绪年间还把原属福建省的台湾改为一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青海都是“藩部”。18个行省的长官是总督和巡抚，有的省（山西、河南、山东）只有巡抚，没有总督，有的省（直隶、四川）只有总督，没有巡抚。其他省每省有一巡抚，而又有兼管两省或三省的总督（广东、广西的两广总督，湖南、湖北的湖广总督，福建、浙江的闽浙总督，云南、贵州的云贵总督，陕西、甘肃的陕甘总督，江苏、安徽、江西的两江总督）。总督的地位虽说高于巡抚，但在兼有两者的省份里，巡抚并不隶属于总督，他们共同向皇帝负责。在驻有满洲军队（八旗军）的有些省份里，又设有满洲将军，其地位是和总督、巡抚平行的。在每个省里还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以及督粮道、盐法道、河工道等官员。在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一般有道、府、县三级。省一级的主要官员，省以下的各级地方长官，直至县官，都由中央政权直接指派。这种制度都是适应于中央集权的需要的。

官员是从地主阶级中选拔出来的。除了满洲、蒙古贵族的子弟和因有特殊功勋而受爵赏的汉族大官僚的子弟有做官的特权外，一般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出适合于封建统治需要的官员。皇帝派出官员到各省举行考试，的考试在京城举行。虽说考场中有种种贿买舞弊的黑幕，但这种考试制度使中小地主也感到有进入仕途的希望。至于贫苦农民，根本没有条件受到足以应考的教育，当然不可能通过这种制度而做官。

清朝入关时的军队是八旗兵，它主要由满洲人组成，也有蒙古人和汉人。统一全国后，八旗兵除驻守京城，还屯驻在近畿和外省各冲要地方。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的满、蒙、汉八旗兵共50万人。除八旗外，有绿营，都由汉人当兵（因为用绿色旗，故称绿营）。绿营分驻全国各省，归各省总督、巡抚节制，要用兵时由中央政权直接调度。全国共有绿营兵约66万人。八旗兵是世袭的军队，绿营的兵士基本上也是终生的职业兵。封建统治者需要这种完全和社会隔绝的军队，因为它的任务就是镇压在封建压迫下的人民。

为了供养皇室和以它为首的全部官僚机构和军队，封建统治政权集中了庞大的国家财富，这些财富归根结蒂来自千百万小农的血汗。封建主义的国家还听任各级官员用各种方法向人民巧取豪夺。例如，各级地方官员征收田赋上交国家，在法定的数额以外还加收归于官员私囊的一部分，在明清两代叫做“火耗”。康熙皇帝说过，所谓廉吏并不是一文不取，如果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那就算是好官了。他以为地方官员在一两正税外自取一分（1%）是合理的，实际上当时的火耗一般都在一钱（10%）以上，甚至有四五钱的（百分之四五十），这还算是合法范围内的贪污，所以民间说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官场中，真正廉洁的官吏是极其罕见的。

清朝官方统计，嘉庆八年（1803年）全国人口的总数有3亿，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达4亿。按当时情况说，全国总人口中90%多是在封建剥削下的农民和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及其他贫民。以北京朝廷为中心，由散布全国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的庞大国家机器的任务就是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制度，以保障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贵族、地主、绅士的特权地位，压制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服从这种社会秩序。清朝政权厉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用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的观念加上宗教迷信，来束缚人民的心智，愚弄广大人民，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

封建的国家机器并不做任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工作，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为治理黄河和其他易于成灾的河流，清朝特设河道总督，其品级相当于管理两三省的总督。还有其他许多治河官员。国家支付的治河款项虽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河工成为官员营私贪污的肥缺。

明朝后期，对于民间的商业、矿业加重征税，起了压制初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清朝实行的是类似的政策，它通过官僚机构垄断一些大商业，如盐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在内地设立关卡，对于运销过程中的商品重重征税。这都是不利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总之，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维护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新因素。因为，以吸吮千百万农民的血汗来喂养自己的全部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虽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许多农家无法继续维持男耕女织的那种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继续顽固地用一切手段维持固有的社会秩序。很明显，不打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个桎梏，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前言

原本再版序言

　　1995年11月到12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后，这还是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修改。例如，在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这次虽然做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这本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不能把1981年以前写的书改成1995年写的书。

　　对于这次所做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在第二章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近我读到1994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

　　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属广东潮州)，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62艘，战士2000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名、妇女儿童1500名，共5500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战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林凤的部队”。

　　第二，书中第八章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在改成了《强盗成了朋友》。“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3个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年2月11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节的题目就做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

　　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焘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批买办外交家”这样的语言，现在做了些修改。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了解当然胜过懵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后表达得准确一些。

　　这次所做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做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一下。

　　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

　　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我国历来只有闭关守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100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是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1944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解释新的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1899年到190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 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当然不可能和1978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述。

　　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

　　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做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无知的昏话。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地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种倾向的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

　　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以供参考……

　　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