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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因古史重建而生，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在强调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却与历史学渐行渐远。脱离古史重建的“初心”，也令学术界对考古学的旨趣与方法缺少“了解之同情”。

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考古学能否重建古史的试金石。面对学界的纷争与迷茫，本书强调在历史语境下开展考古学研究，以清晰的概念界定、可靠的统计数据和缜密的逻辑分析，将考古材料提升为史料，旗帜鲜明地论证了夏代的信史地位，从而为考古学重建古史确立了一个典型个案。

前言  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

章   夏史考索

节   系年

一、 夏后世系

二、 夏代积年

附：今本《竹书纪年》“夏纪”

第二节   都邑

一、 夏都综考

二、 都邑变迁与王朝兴衰

第三节   族氏

一、  同姓族氏

二、异姓族氏

第四节   史事

一、  茫茫禹迹

二、  禅让与世袭

三、 失国与中兴

四、 孔甲乱夏与桀放南巢

第二章   “禹域”内的龙山遗存

节   豫西和豫中地区的龙山遗存

一、典型遗址文化面貌分析

二、 豫西和豫中地区龙山晚期的文化属性与文化类型

第二节   豫东鲁西皖北地区的龙山遗存

一、 典型遗址文化面貌分析

二、豫东、鲁西、皖北地区龙山晚期的文化属性与文化类型

第三节   豫北冀南地区的龙山遗存

一、典型遗址文化面貌分析

二、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晚期的文化属性与文化类型

第四节   晋南地区的龙山遗存

一、 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

二、 陶寺文化的分期及其族属问题

三、晋南地区其他典型遗址

四、 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属性与文化类型

第三章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

节   二里头遗址

一、发掘概况

二、宫城

三、 围垣作坊区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测年

一、分期诸说

二、测年反复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

一、核心器物群的重要意义

二、从墓葬材料看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

三、从居址材料看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

第四节   东下冯类型的归属和“新砦期”的困惑

一、东下冯类型的归属

二、“新砦期”的困惑

第四 解读“夏文化”

节 对“夏文化”相关概念的解读

一、“夏文化”的族属主体

二、“夏文化”的时间跨度

第二节 对夏文化上限的解读

一、“禹征三苗”的考古学解读

三、玄圭的扩散与夏王朝的建立

第三节 对夏商分界的解读

一、二里头文化与夏商分界

二、偃师商城与夏商分界

三、郑州地区的“二里岗革命”

结语 不忘初心，重建夏代信史

附录一：疑古还是信古——民国史家对于古史的基本态度

附录二：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附录三：访谈：如果通过考古学重建上古史

      孙庆伟，江西上饶人。1988年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先后参加了山西曲沃晋侯墓地、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出版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2008）、《追迹三代》（2015）和《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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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历史文献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他们的福分，如此一来，他们用来复原历史原貌的那些材料就有了强力粘胶剂，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是资料，正如考古学资料是我们复原历史的材料一样。”（页下注：张光直 著，印群 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46页。）

历史文献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他们的福分，如此一来，他们用来复原历史原貌的那些材料就有了强力粘胶剂，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同时，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史，未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是资料，正如考古学资料是我们复原历史的材料一样。

同时，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史，未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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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

                             （《鼏宅禹迹》前言）

 早在1979年，邹衡先生就语重心长地指出：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

邹先生其实是在告诫我们，探索夏文化，“方法”远比“发现”重要。邹先生不幸而言中，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表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夏代。毫无疑问，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现了偏差。

回望夏文化探索历程，不难发现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都邑推定法”。[2]此种方法又可粗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将某处遗址推定为夏代某都，典型者如以登封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桀都斟寻，然后据此推定王城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晚期文化；另一类则是先论定成汤亳都所在，由此来定早商文化，进而向前追溯夏文化，在夏商文化研究中先后居于统治地位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和偃师商城西亳说都是循此思路而展开研究的。

学者们偏爱“都邑推定法”，固然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在于潜意识中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殷墟”般的“夏墟”，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文化问题。这就说明“都邑推定法”是有严苛的前提条件的，它必须寄托于王陵、文字这一类“铁证”的基础之上。试想，如果在殷墟没有发现西北冈王陵，更未发现甲骨文，现在恐怕依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殷墟的性质，晚商的信史地位也就岌岌可危。

表面上看，以都邑遗址中王陵、文字等特殊类遗迹遗物为标准来探寻夏文化是在追求更为坚实可信的科学依据，但殊不知，对于此类证据的刻意追求早已偏离了考古学的轨道——因为考古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把这类遗迹遗物作为自己的研究主体。换言之，尽管以王陵、文字等“铁证”为主要依据的“都邑推定法”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解决夏文化问题，但它却不能算作考古学研究——道理很简单，作为一门学科，考古学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础建立在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遗迹遗物之上。换句话说，离开了这些“铁证”，考古学真的就对夏文化束手无策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邹衡先生早就说过，有人之所以“怀疑遗址中常见的陶片能据以断定文化遗迹的年代和文化性质”，那是“因为他们对现代科学的考古工作还不十分了解的缘故”。[3]俞伟超先生其实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说：

严格讲来，真正属于考古学自身特有的方法论，主要只有地层学、类型学以及从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中观察和分析社会面貌的方法。这里所以把实物资料强调为“不会说话的”，即意味着研究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的工作，主要是属于古文字学、古文书学的范畴；至于利用这些文字资料来研究各种古代状况的工作，当然更应是属于其他学科的范畴。[4]

所以，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刻意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5]

“都邑推定法”盛行的后果就是研究者往往容易深陷于某一处遗址或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期盼能够从一个点上形成突破口，从而“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大量研究者围绕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大做文章，企图从遗址性质或文化分期上来解决夏文化问题，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异说和无谓的纷争。对于这种现象，邹衡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50年代末期开始，夏文化的探索者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二里头文化。不过，他们大多数并没有重视徐旭生先生提出来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也没有人对二里头文化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直到70年代初期，还都主要从年代上考虑问题。……所有这些论点几乎都没有经过周密的论证，多少都有猜测之嫌，谈不上有什么把握。总之，这些探索只是为数不多的学者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已，在学术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6]

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实际上只不过是研究者们“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造成的虚假繁荣。如此严厉、尖锐的批评，应当引起每一位研究者的警惕和反思。人人争说夏文化，实际上是对学术研究工作的不了解和不尊重，是非常不严肃的。

二

徐旭生先生在夏文化探索领域先驱者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他是早调查夏墟的学者，更主要的是，他是位摸索出探索夏文化“正确途径和方法”的学者。[7]

徐先生夏文化研究的基石是他对夏代信史地位的笃信。长期以来，他对于疑古派“漫无别择”，混淆神话与传说，“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解释为东汉人的伪造，从而将“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的作法极为不满，为此对探索夏文化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周全的思考。[8]

在1959年开展“夏墟”调查之前，徐先生早已设定了他的研究逻辑：

如果看准当日的中国远非统一，那夏氏族或部落活动的范围就相当地有限制，我们就可以从它活动范围以内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同的或相类的特征，再到离它活动中心较远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种有什么样的差异。用文化间的同异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的特点。[9]

乍看起来，徐旭生的方法与前述“都邑推定法”并无不同，都是通过对特定区域考古遗存的研究来判断夏文化，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徐先生研究方法的重点是“文化间的同异”，即将“夏墟”的考古学文化与“较远的地方”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根据它们之间的差异“比较出”夏文化，因此夏代都邑的有无并不影响他对夏文化的判断。而“都邑推定法”则是径奔都邑而去，直接以夏都文化为夏文化，如果不能论定某遗址为夏代某都，则夏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从表面上看，“都邑推定法”显得干净利落，简洁明快，但如上文所说，它是把自身研究寄托在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上的——如果考古学家“手气”不好，没有找到夏都，则一切免谈。而偏偏天不遂人愿，迄今为止也没有确认一处如殷墟一般的夏代都邑，由此“都邑推定法”便生出了无穷的争端，直至开始怀疑夏代的有无。[10]徐旭生先生从“夏墟”而非“夏都”出发来探索夏文化，这一字之差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学术思考，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徐旭生所秉持的这种研究方法或可称之为“文化比较法”，这种方法想要获得成功，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对“夏墟”的正确判断，二是对“夏墟”及其以外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正确认识。而这两项工作分别是由徐旭生和邹衡先生完成的。

[1]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1979年5月在成都“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原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收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30页。

[2]杜金鹏先生曾将夏文化探索的方法归纳为三种，分别是：对证法、都城推定法和文化因素分析法。参看《试论夏文化探索》，《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216页。

[3]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1979年5月在成都“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第24-30页。

[4]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4-107页。

[5]实际上，文字证据也并非是的，比如对于甲骨和金文中“夏”的辨析，学术界即有很大的分歧。参看曹定云：《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证据》，《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葛英会：《夏字形义考》，原载《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收入《古汉字与华夏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6-149页。此外，李维明先生认为河南新密黄寨遗址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灰坑出土卜骨上的一个刻辞是“夏”字的早期写法。参看《“夏”字形探源》，《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1-63页。再如，陕西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文字材料可谓多矣，但从考古学层面而言，周原遗址是否就是古公亶父所迁之地仍存在不同的看法。参看拙文《联裆鬲还是袋足鬲——先周文化探索的困境》，《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1-572页。

[6]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为参加1990年在美国洛杉矶“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而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第45-56页。

[7]有关徐旭生先生探索夏文化的缘起和思路可参看拙文《问禹为何物——顾颉刚的夏史研究》之序言“徐旭生与顾颉刚的‘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追迹三代》，第41-76页。

[8]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9]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0]目前中外学者中仍有极少数人怀疑夏代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较具代表性的说法是，“夏的记载早出现在周代，而时间上离夏近的商代甲骨中却未见有关夏的片言只语，因此，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参看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沈长云先生对于这种主张进行过批驳，指出：“现在仍有相当部分外国学者对夏代的存在持根本否定的态度。他们不熟悉我国的历史文献，不了解我国学者对于夏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也不愿去认真思考我国学者在对夏的探索中有了哪些值得重视的新材料和新论点，他们对夏的否定仍基本停留在过去杨、陈二位先生（引者按，指杨宽、陈梦家）所持的那些理由上。更有甚者，其中一些人十分不恰当地将我国学者对夏及其以前历史的探究归结为某种政治行为或受某种道德观念的驱动，这就更不是一种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的态度了。”参看《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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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

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

前言

不忘初心，重建夏代信史

本书是在“历史语境下”探索夏文化的一次尝试，在此可以对一些关键性认识和结论做一总结。

章是对夏代社会和若干史事的考察，我们所获的认识有：

（1）大禹治水包含了传说和神话的内容，但其核心是历史事实；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的改进，而是以“德”政为基础构建了治水所需的社会组织机制；大禹因治水成功而获“赐姓”，成为姒姓部族的首领，同时被确定为禅让体系中的法定继承人。

（2）禅让是大禹嗣位和夏王朝建立的制度保障，发生在尧—舜—禹—皋陶（伯益）之间的禅让实际上是君长推选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夷夏联盟下的轮流执政；启攻益而自取君位，禅让制崩溃，世袭制确立；启、益之争是纯粹的权力争夺，却被战国儒家刻意曲解为特殊意义上的“尚贤”，这实际上反映了战国知识阶层企图通过和平方式攫取权力的心声。

（3）“赐姓”和“命氏”相结合是夏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姓是血缘关系，氏是地缘关系”，夏王朝正处于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通过“命氏”方式建立的氏族国家是夏王朝主要的政治单元，这些氏族国家的首领在血缘上又分属为若干大的部族集团，并通过“赐姓”的方式确立部族首领；部族联盟是夏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夷夏联盟则是其政治基础；在这个联盟中，夏后氏是华夏集团的代表，皋陶伯益所属的少皞氏则是东夷等泛东方集团的代表；有夏一代，东夷剧烈分化，部分夷人华夏化，与夏后氏结成政治同盟，这是理解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所在。

（4）夏后氏是夏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核心部分，夏代都邑的变迁，实际上反映了该族势力的消长。大体而言，在少康中兴之前，该部族的控制区主要是豫西的颍河上游地区和洛阳盆地，可能涉及晋南的局部地区；少康后期到帝厪时期，不仅巩固了豫西、晋南等传统势力范围，更向东拓展到豫东、豫北和鲁西地区；孔甲之后，夏后氏则退守豫西，广大的东方被以商族为代表的东方集团所占据。

（5）在夏代都邑中，阳翟（夏邑）为重要。夏都屡迁，但阳翟始终存在，堪称夏代的圣都；由于夏王朝的统治模式是部族联盟，导致夏代都邑居民成分复杂，文化多元，这也是正确认识夏代都邑遗址考古学遗存的重要前提。

（6）《史记·夏本纪》所载夏后世系基本可信，古本《纪年》记载的夏代积年471（472）年说不容轻易否定。依此积年数，则夏代始年至少应在公元前21世纪；研究者对于夏代世系及积年的质疑，必须以全面系统的文献研究为基础，而不能为“疑古”而“疑古”。

依据上述认识，可以将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锁定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故本书第二、三章对河南中西部、豫北、鲁西、皖北和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了系统分析，其要点是：

（1）应以统一的标准对不同遗址的考古学遗存进行文化属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所获结论才具有说服力。在当前条件下，容易获得的“统一标准”就是每类遗存的核心器物组合。本书对相关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期正确认识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内涵。

（2）核心器物组合的确定应基于典型单位出土器物的统计数据，而应尽量避免“大量”“较多”或“较少”一类的模糊概念；在判断文化属性时，不同文化因素或者不同器类应该占有不同的权重，本书在进行具体研究中，特别突出了炊器在文化属性判断上的决定性意义。

（3）按此标准，本书将上述区域龙山时期遗存划分为：汝颍河上游地区的煤山类型、伊洛地区的王湾类型、豫东鲁西的造律台类型、豫北冀南的后冈类型、豫西西部和晋西南（东段）的三里桥类型。上述类型均以夹砂罐为主要炊器，可归入河南龙山文化系统。而同时期晋西南（西段）是陶寺文化分布区，皖北地区则是文化因素极其复杂的花家寺类型。从文化面貌的相似性来看，上述遗存形成了三层文化圈：文化核心区是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第二核心区是造律台类型和后冈类型，第三核心区则是三里桥类型、陶寺文化和花家寺类型。

（4）通过对居址和墓葬出土陶器的统计分析，本书将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确定为以下14种，即炊器类的深腹罐、圆腹罐、鼎；食器类的豆、三足盘；酒器类的觚、爵、盉；盛储器类的深腹盆、平底盆、刻槽盆、捏口罐、大口尊以及器盖。

（5）以上述标准来审视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发现两者在炊器和酒水器上缺乏相似性，但在盛储器和食器上则比较接近。据此可以判定东下冯类型不属于二里头文化，而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6）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砦期的种种争论，归根结底在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模糊性。要彻底解决“新砦期”的问题，必须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以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联系起来考虑，必须要确定一批没有争议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期以及“新砦期”的典型单位，然后归纳对比各自的核心器物群，在此基础上方可得出合理的判断。分析表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一期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一脉相承，无疑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但新砦二期遗存缺乏不同于其他两种文化、且占主导地位的一组独特的文化因素，因此，新砦二期遗存不宜独立为“新砦二期文化”或“新砦文化”。在“新砦期”地位未定的情况下，测年学者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为确切的考古学年代序列来拟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并以此构建新的夏商年表，无疑是极具风险、极具误导性的。

本书第四章旨在融合前述内容，在夏文化的论证上做到逻辑自洽。本书关于夏文化的终认识包括：

（1）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应有广狭二义：广义夏文化实际上就是夏王朝文化，而狭义夏文化则是指夏后氏的文化。在当前的夏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忽视和模糊了夏文化的族属主体，混淆了广义和狭义层面的夏文化，由此造成了概念和认识上的混乱。

（2）从时间、空间和文化面貌三方面综合分析，前述核心区的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的晚期阶段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夏文化——即以夏后氏为主体创造的文化；而第二和第三核心区内的诸考古学遗存的晚期阶段则可归入广义夏文化范畴。

（3）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指夏王朝这一特定时间范畴内的文化，但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决定了它无法准确区分夏王朝建立之前和覆亡之后的物质文化，因此需要将夏王朝的始终转换为某些可视的考古学现象。因此，能够充当这种“转换器”的是那些在夏王朝建立和灭亡等关键时间节点附近，能够触发物质遗存发生变化的特殊历史事件。

（4）“禹征三苗”是夏王朝建立前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豫西南、豫南和江汉平原普遍出现的河南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替代是这一事件在物质文化上的直观反映，这是证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为早期夏文化的关键证据。

（5）“禹赐玄圭”是夏王朝建立、夏代礼制确立的标志性事件，而学术界所习称的“牙璋”正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玄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玄圭在中原腹心地区的兴起并大幅扩张，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就是夏王朝的文明输出，因此玄圭的出现是证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进入夏纪年的又一关键证据。

（6）在有文字证据之前，企图以成汤亳都来界定早商文化，从而确立夏商分界的做法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纷争之中，夏商文化的区别只能通过文化的比较来获得；偃师商城西亳说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瑕疵，严格来讲，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只是确定了夏商分界的年代下限，因此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更不是夏商分界的界标。

（7）器类统计表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是一个连续发展、逐渐演变的过程，其中不存在物质文化上的突变；在此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比较明显的变化分别发生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以及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但物质文化上的变化并不能直接解释为王朝更替的结果。豫西地区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所表现出的一脉相承、渐进式演变特征反而促使我们反思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否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早发现在不同遗址而被分别命名，而非文化面貌实际上的泾渭分明。

[1]

因此，以此种考古学文化序列去对应虞夏商周等历史王朝，是需要极其慎重的。

（8）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郑洛地区的变化并非物质文化，而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以及大师姑和望京楼城址的改建。在二里岗下层阶段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商人同时兴建两座大型城址并对两座二里头文化城址进行改建，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城市建设异动的可能就是在此时间段内完成了王朝的更替，换言之，夏商分界应该就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不排除两者略有重叠）这一时间节点上，二里头文化在主体上应属于夏文化。由此，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狭义夏文化。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就深感困扰，并由衷感叹，“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与之言五帝。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不但五帝时代更为渺茫，夏代的信史地位也屡遭冲击。中国考古学本就因重建古史而起，考古学者理应不忘初心，奋发向上，追慕太史公之遗风，为建设真实可靠的信史奉献学科的力量。

[1]

比如说，假设二里岗下层文化早也发现在二里头遗址，有可能被划分为“二里头文化五期”，而不是另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反之，如果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早发现在二里岗，也有可能归入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比如郑州洛达庙类遗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刚发现时，就被认为是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的早商文化，现在则一般归入二里头文化。类似的现象在考古学文化上也可见到，比如上文所讨论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从文化面貌上它和石家河文化早期明显分属于两个考古学文化，但因为发现在同一处遗址，所以被命名为石家河文化晚期，近年才被称为“后石家河文化”或“三房湾文化”。反之，石家河遗址的兴盛期是在屈家岭文化阶段和石家河文化早期阶段，但实际上，“无论从考古学文化还是从聚落和社会的发展角度看，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都应当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时期，期间或许还有一些聚落和社会的变化，但并不能截然划归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只是由于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原因以及具有文化分期的意义才保留了不同的文化名称。”参看张弛《石家河聚落兴盛时期葬仪中的新观念》，《考古》2014年第8期。

书籍介绍

本书持旗帜鲜明的“信古”立场，是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作者采用“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既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夏代的王世、积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从而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历史背景；又用“文化比较法”重点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遗存和二里头文化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科学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夏文化的开端和终结（即夏商分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夏文化应该包括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并通过对夏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做出新的判断，从而更为准确细致地理解夏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