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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郑永年先生对话，是一场愉快的求知之旅，也是一场双向激发：提问与回答互相激发，不同年代人、不同学科视角互相激发，国内经验与海外观察互相激发。

本书的对话从“中美贸易摩擦暴露了什么问题”谈起，蔓延至大国关系的前世今生；“中国是否还应当韬光养晦”的问题，则勾连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迁。“国进民退”“中产焦虑”“执政党的转型与绩效合法性”“中国2000年和近40多年来的治理资源”等等，这些舆论场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话题，此次对话均有深入辨析。

中国向何处去？这本著作将带给你全新的思考。

写在前面

第一编 天下

1 中国与世界：体量变化引发的连锁反应

穷的时候，你对外面世界没什么影响，别人不怕你，甚至同情你。今天外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变化太大、变得太快了。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对世界形势的 准确判断，都来自科学分析。

2 作为“最大变量”的中美关系：冲击压舱石

美国精英的共识是要给中国压力。美国不需要跟中国发生热战、军事冲突。你只要返回贫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对我不构成威胁，中美就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不要把西方市场只理解成“卖货”。更重要的是技术市场，这是非西方市场无法向中国提供的。

3 中国今天还需要“韬光养晦”吗

我并不觉得中国背叛了韬光养晦原则。今天韬光养晦的行为方式肯定跟邓小平时代不一样。不对韬光养晦做与时俱进分析，是很迷惑人的说法。

地缘政治也要与时俱进，不能总是老思维。我判断中美热战不可能，但要避免触发冷战。

第二编 社会

4 经济与法治：从“国进民退”的争论说起

“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我说的中国模式和国内学者的不一样。

法治的根基是社会力量的对比。

有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了，绿水青山、法治什么的就都有了。

5 中产之焦虑：中国会否迎来自己的“进步时代”？

看看资本主义发展史，经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就要进行社会改革。

可以说，中国的长远前途取决于社会改革的程度。

不要把“均贫富”的责任都推给政府，企业家应当主动转型。

要警惕精英阶层的“城堡”心态。

6 改革切口何在：哄抢蛋糕的时代远未到来

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主要矛盾。

要直接改变既得利益、虎口夺食很难，更切实的方法是创造更多空间。

中国人均GDP才1万美元左右，距离“亚洲四小龙”都有很大差距，做大蛋糕仍是重中之重。

一个国家富起来不容易，穷下去是很快的！

7 舆论场里的多元思潮：民族主义与未来社会

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互联网提供了赋权，但要警惕它变成反智的工具。

第三编 执政

8 开放型政党：绩效合法性与科学决策

在东亚文化里，“发展合法性”远比“选举合法性”’更重要。

决策要科学，必须把政策决策与政策研究分开。

9 治理复杂社会：集权、分权和干部责任

过分分权，山头林立；过分集权，唯上主义。

上收财权，也要相应上收责任。

治理复杂社会需要高度专业性。

10 传统资源汲取：从两千年到四十年

两千年的大传统、现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小传统。

决策、执行、监察，“新三权”各自的边界在哪里？

政治需要妥协，妥协也是艺术。

40多年了，现在依然特别需要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向前看”。

侠客岛，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新媒体，拥有多个媒体平台，粉丝超1000万。自2014年2月创办以来，以“但凭侠者仁心，拆解时政迷局”为己任，致力于时政、财经、社会热点话题的报道创新，是舆论场里一支很有特色的“轻骑兵”。“侠客岛”对中国政局、发展政策和国际问题的解读在海内外舆论场拥有广泛影响力。

2018年，“侠客岛”荣获第28届“中国新闻奖”融媒体栏目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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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一直在说要城市化，但不是现在的城市化方向。如果还是现在的方式方法，中国以后可能只会有一个城市或者两个中心城市，以北京或者以上海为中心就可以了。为什么老百姓都往北京、上海跑？因为优质资源都在这边嘛。人性规律决定了肯定要跑到这边来。所有的好学校、好医院、好幼儿园都在这边，谁不来？人心都是肉长的，都要往高处走。

所以我就说，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要走“新三线计划”。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肯定要分散发展。欧洲也一样，从集中到分散。德国城市化率那么高，80%的居民还生活在2互人口以下的小镇。这也是城市化啊，不是超大城市才是现代、才是城市化。我在诺丁汉生活过，英国的前几大城市，但过去一看根本不像城市，就是一个镇，把周边的几十个乡下并过来嘛。当然基础设施很齐全，煤气水电这些东西国家弄好，连成网络。所以我们的城市化要转变思路，不要再走过分集中的路子，不能还是“掠夺式发展”的路子。

还要考虑区域差异。区域之间肯定有差异，上海跟甘肃肯定永远不一样。美国纽约跟内华达肯定也永远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公共服务要普及，这就是所谓的“权利”。法国也是中央集权，下面的区域发展也各有各的样子，但是基本的服务是均等的。

严复在翻译《法意》(编者注:即孟徳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时候,他说西方的“法”,至少要包括中国的“法”,儒家的“礼”,宋明理学的“理”,制度的“制”,等等。要我说,现代的“法还要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和“史”,比如《资治通鉴》就是约東精英行为的史书,“经”更是这样。

中国古语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中等收入群体有法治意识，有财产，要保护自己。所以我一直说，中国要把中等收入群体做大。中等收入群体做大了，法治就有了。中等收入群体小，什么都没用。所以发展是硬道理，从世界、从历史看就是这样。我们得发展中等收群体，现在比重还是太小了。

经济改革就是发展经济，社会改革就是把中等收入群体保护住，使之有制度基础。现在大家讨论中等收入群体容易掉到低收入群体，就是因为没有制度基础。房价、大病让一家人随时有可能倾家荡产。西方保护中产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早以前我就写过，在稳定的国家，这几个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领域不应该成为暴富的领域，但中国显然造就了不少的富豪。所以我说的“社会改革”，就是要给中等收入群体营造社会制度基础。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还没向我们开放，中国人首先接触到的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侨，这些人进来后我们发现，哎，这些人怎么跟我们不一样？怎么那么有钱？

80年代、90年代中国没多少外国人，也没多少外资，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经济体量小、穷，别人不怕你。不仅不怕你，而且同情你。

书籍介绍

与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郑永年先生对话，是一场愉快的求知之旅，也是一场双向激发：提问与回答互相激发，不同年代人、不同学科视角互相激发，国内经验与海外观察互相激发。

本书的对话从“中美贸易摩擦暴露了什么问题”谈起，蔓延至大国关系的前世今生；“中国是否还应当韬光养晦”的问题，则勾连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迁。“国进民退”“中产焦虑”“执政党的转型与绩效合法性”“中国2000年和近40多年来的治理资源”等等，这些舆论场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话题，此次对话均有深入辨析。

中国向何处去？这本著作将带给你全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