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史（上下）（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运用“诗文化学”批评方法，关注并契入科举文化、隐逸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诸基因，以认辨清代诗歌繁富杂的诸多特定现象，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

上册

绪论之一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

绪论之二清诗的嬗变特点——“朝”、“野”离立之势

绪论之三黑暗的王朝与迷乱的诗坛——晚明诗史述论

编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上）：遗民诗界

引言

章宁镇·淮扬遗民诗群

节白门遗老

第二节“徐州二遗民”与“望社”诗群

第三节吴嘉纪与维扬、京口遗民诗群·兼论

“布衣诗”

第二章以方文、钱秉镫为代表的皖江遗民诗人

——兼说地域文化世族

节真气淋漓的方文的诗·附说方氏族群

第二节钱秉镫及其他

第三章喋血于山岭海涯的两浙遗民诗群

节浙东遗民诗群

第二节浙西遗民诗群

第四章顾炎武与吴中、秦晋遗民诗人网络

——兼说遗民诗僧

节吴中遗民诗人网络

第二节遗民诗界南北网络的沟通人——顾炎武论

第三节傅山及秦晋诗群·附论河朔诗群

第五章“交广从来是楚乡”——湘粤遗民诗界

节鹃泣猿啼不胜悲的王夫之

第二节慷慨任气屈大均

第三节遗民诗界殿军陈恭尹

第二编风云激荡中的心灵历程（下）：清初诗坛

引言

章江东三大家

节钱谦益与龚鼎孳

第二节吴伟业及“娄东诗群”

第二章“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禛

节诗界“开国宗臣”的认识意义

第二节时代与个人双向选择中的王士禛

第三节王士禛主盟诗界的时间考辨

第四节“神韵说”形成过程与审美内涵

第五节王士禛的诗歌创作成就

第六节“王门弟子”论略

第三章朱彝尊的诗及其诗学观

节朱彝尊的诗歌生涯和诗学观

第二节朱彝尊的诗歌成就

第四章“南施北宋”和开府江南的宋荦

节悲怆沉慨的宋琬诗

第二节清醇老苍的施闰章诗

第三节宋荦述说·附邵长蘅与“江左十五子”

第五章查慎行论

节“浙派”辨

第二节查慎行诗文化心态的构成

第三节《敬业堂诗集》的诗史意义

第四节查慎行的诗歌风格辨

第五节附说吴之振

第六章赵执信论

节齐鲁与江南诗文化的消长以及赵执信

的时代契机

第二节赵执信诗学观形成过程及其诗界

“权在匹夫”之争的时间考辨

第三节赵执信“越轶山左门庭”的诗学观

第四节赵执信诗创作成就

下册

第三编“升平盛世”的哀乐心声：清中叶朝野诗坛

引言（附“文字狱案表”、“乾嘉诗坛达官行年表”、

“分类表”）

章耆儒晚遇的沈德潜

节沈德潜的诗歌生涯及其“时世”契机

第二节叶燮《原诗》与沈德潜“格调说”异同辨

第三节沈德潜的诗·“吴中七子”·毕沅·曾燠

第二章翁方纲及其“肌理说”

节“肌理说”的文化机制（附说“试帖诗”）

第二节翁方纲的诗学观及其诗作

第三节附论——从李文藻、桂馥到阮元

第三章袁枚论

节“袁枚现象”的诗史意义

第二节“袁枚现象”的文化内涵及其构成

过程·附表四种

第三节袁枚文化意识对名教纲常的叛离性

第四节袁枚的诗史贡献

第五节袁枚诗的成就

第四章乾嘉诗人谱（上）

节屈复

第二节画人诗举要

第三节“一卷怪石”胡天游

第五章八旗诗人史略

节“辽东三老”、“三布衣”举要

第二节宗室诗人中的“篱外寒花”群

第三节铁保与法式善

第六章乾嘉时期地域诗派诗群巡视

节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

第二节钱载与“秀水派”

第三节高密诗派述略

第四节岭南诗群

第五节洪亮吉与常州诗群述略

第七章乾嘉诗人谱（下）

节赵翼的诗史观及其创作成就

第二节蒋士铨的诗及其与袁枚的关系

第三节王文治、李调元述略

第四节“性灵”后劲张问陶

第八章黄仲则论

节凄怆的心魂

第二节《两当轩诗》的认识意义

第三节《两当轩诗》的审美特征

第四节黄仲则诗文化渊源辨

第四编风雨飘摇时的苍茫心态——晚近诗潮

引言

章昏沉时世中的悲怆诗群

节王昙的“杀花”之哭

第二节孙原湘的“自救”诗心

第三节“郁怒”的舒位《瓶水斋诗》

第四节郭麐的诗风及其诗学观·兼辨姚鼐的

“桐城诗法”

第五节彭兆荪的幽愤诗情

第二章“一箫一剑平生意”的龚自珍

节龚自珍的诗史地位·兼说“清代诗史”

与“近代诗歌”的叠合关系

第二节龚自珍诗的“箫心剑气”及其以“完”论诗

第三节附论汤鹏与魏源

第三章鸦片战争时期的忧愤心史

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及张际亮、朱琦

等的爱国诗篇

第二节贝青乔的《半行庵诗存》和《咄咄吟》

第三节从姚燮到张维屏

第四章太平天国时期的幽苦诗心

节进退失据的心灵——陆嵩、李映棻诗例说

第二节郑珍的离乱心歌

第三节金和的“秋蟪”之唱

第四节江湜的“风兰”心音

第五章结篇诗史帘幕的双向垂落——“同光体”

与“诗界革命”

重要参考书目

后记

后记之二

严迪昌（1936年—2003）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学术著作有《文学风格漫说》、《清词史》、《清诗史》、《阳羡词派研究》、《严迪昌自选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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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诗妖之说能被多少人认同？对此倒不必过于认真，但在这恶谥之下的“不根”、“不学”、“不读一卷书”的抨击，影响则很实际。

朱彝尊强化了钱谦益的观念，根，根本，具体到诗上来即诗的依托基础，安身立命的诗道教义。简言之，就是儒家诗学观、诗教。

钱氏着重指出学古人之为人，朱氏则强调格调，即学古人之诗的体格，但“学”的获取是一致的：“读书破万卷。”看起来倡导读书破万卷似无大错，问题在于当规范诗的“学”只能学“古人之为人”以及体格，那么诗人自身所具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自觉是否重要呢？而后者正是诗的命脉所系。按钱、朱二人之论，必然导入有古无我、知古昧今格局，特别是引向唯知从书本中讨生活以为本原的牢笼。明代七子主张不读唐以后书，原也是“学”的范畴；清人在力求摆脱七子流弊时，却又不断往返反复地胶结在学唐还是学宋的争论上，事实上未跳出学这个受正统思想制约的怪圈。

椰冠，意即南冠，古时以南冠指称“楚囚”，喻国虽亡而志不改者。淮上原属楚地，故张氏以此为号，其心迹的曲隐以见于清入主中华已二十年时，足见张养重的心性。

如浙江萧山的毛奇龄在抗清义师败散后，妻儿均被拘入狱，他只身逃亡多年全赖阎修龄等庇藏，否则历史上将不存在这位高龄达九十四岁的大学者。

其实，这（晚明）是一个失落了笑的时代，即使狂放也已抽空了自我平衡的骨架，狂不成形，放难展怀。在锺惺、谭元春树帜诗坛的时候，袁中郎式的潇洒脱略、清狂放逸行径已失去相应的社会氛围，尽管他们之间前后相隔不多年。

……

p38

这本是一个歌哭无端的年代，需要有此一格（指钟、谭所编《诗归》）来反拨褒衣博带，甚至是肥皮厚肉式的诗歌腔调。即使谈不上敢哭敢笑，而仅仅是多出寒苦幽峭之吟，毕竟真而不伪，没有描头画足之陋习。

竟陵的精神旨归点在于他们绝不弃去“后人之心目”，一味昵古、迷古。他们自具手眼，既然自具手眼，就必然跳脱出前人所定的一切定式和框框。

……

p47

综钱牧斋之论，钟谭之罪可以归结成：（一）“驱驾古人之上”、“唯其僻见之是师”，此谓犯上……（四）以寡陋无稽，错谬迭出的“不学”之见，愚蒙喜尖新、乐率易的糊心眯目的不说学之辈，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于是（五）朱明王朝在竟陵诗派所操“斯文之柄”的指挥下，转致亡国矣！

编辑推荐

 本书运用“诗文化学”批评方法，关注并契入科举文化、隐逸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诸基因，以认辨清代诗歌繁富杂的诸多特定现象，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

书摘插图

遗民诗界·引言

遗民诗群是诗史上的一种复合群体，是特定时代急剧的政治风云激漩盘转中聚汇而成的诗群形态。这是一群“行洁”、“志哀”、“迹奇”，于风刀霜剑的险恶环境中栖身草野，以歌吟寄其幽隐郁结、枕戈泣血之志的悲怆诗人。

按照儒家传统说法，遗逸之士商周之际即已存在，《论语》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齐欤”见《微子》篇。云云就是以伯夷、叔齐为逸民史事之冠首的记载。然而从华夏历史的发展言，特别是从封建时代根深柢固地确立起“夷狄华夏”之大防的儒家观念出发，那么真正地在民族战争中汉族王权截断，即所谓“宗国沦亡”的则只有宋、明二朝，所以“孑遗余民”之属，也只存见于元之初与清初顺、康时期。这样，从严格意义上说，东晋末年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潜应是逸民，而当有别于宋、明之季的遗民。凡遗民必是隐逸范畴，但隐逸之士非尽属遗民，“汉官仪”、汉家衣冠的是否沦丧，正是甄别此中差异的历史标志。显然，这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孑遗之民的不降志、不辱身，其潜在深层心理中已不只是对某姓王朝的忠贞。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的世代积淀，终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充分地淋漓尽致地激发而起。正因为如此，遗民意识中是足能分解析离出爱国主义精神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可贵的精神传统的组合部分。

关于遗民的历史认识意义，黄宗羲在《南雷文定三集·余恭人传》中有个简捷深切的论断：宋之亡也，文（天祥）、陆（秀夫）身殉社稷，而谢翱、方凤、龚开、郑思肖，彷徨草泽之间，卒与文、陆并垂千古。见卷二，四部备要本。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五九七。从精神、节操而不徒以行迹论高下，黄氏的史识自有其精辟之处。由此，他在《南雷文约·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既畅论遗民精神是一种天地正气，又扬弃狭隘偏激的消极观念：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所称宋遗民如王炎午者，尝上书速文丞相之死，而己亦未尝废当世之务。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见《文约》卷二。《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四一○。这当然不应当误解黄宗羲过于持中和折衷态度，事实上他在《文约·时禋谢君墓志铭》里以深沉的悲慨之情写道：余读杜伯原《谷音》，所记二十九人，崟奇历落，或上书，或浮海，或杖剑沉渊，寰宇虽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于其间。以常情测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气，赋而为刚，不可屈挠。当夫流极之运，无所发越，则号呼呶拏，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后止。顾世之人以庐舍血肉销之，以习闻熟见覆之，始指此等之为怪民，不亦冤乎？《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四二六。黄氏之所以以“亦止于不仕”作为遗民、特别是明遗民的志节界限，就其本意实有修撰有明三百年之历史的愿望在，即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之旨。而从清初实际的政治环境的凶险看，“止于不仕”亦正非易事。这形似“隐忍苟活”而实际有所期待或企求有所作为的抗争新朝的“不仕”行径，在顺治初期绝不比杀身成仁容易坚持。清廷对明遗民，尤其是对知名度甚高的才学之士的高压逼迫“出山应召”，或驱赴新开之科举考试，所运用的手段之阴柔和酷烈远较前代为厉。这正是“亡国之戚，何代无之”，而明季的遗民在清初要守志自洁特见艰辛。对此，康熙年问浙东著名史学家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开篇处有一段重要论述：於乎！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马廷鸾等，悠游岩谷竟十余年，无强之出者。其强之出而终死，谢枋得而外，未之有闻也。至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见章格庵、熊鱼山、金道隐数人，既逃其迹，旋掩其名。窃喜为纪述，惜衰年心思零落，所取益不欲奢。人心亦以机伪，名实鲜真。姑录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为僧而保初服，犹尤尚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二一二。清初遗民僧人之多，是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现象本身已足以表明要逃脱不薙发不“胡服”，在那“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酷年代是多么艰难！遁入禅门，缁服袈裟，是当时躲绕锋锐的不得已之一途，虽似下策，亦需毅力和勇气。至于“不为僧而保初服”，并能一再抗拒征召出仕之压力和诱惑，是确实该“尤尚之”的。

清初的遗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卓尔堪十六卷《明遗民诗》收有作者五百零五人，事实上远不止此数。清末民初孙静庵编著《明遗民录》立小传八百余人，而无锡病骥老人的《序》说：“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即郑成功）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页三七二。至于东渡日本的明遗民中，尤多著名诗人文士，他们或为僧，或行医，或讲学，在《长崎纪事》、《长崎志》、《续日本高僧传》以及《李朝实录》等史籍中尚可考见遗民们在东瀛的行迹。

既然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刻印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的群体，那么该群体中的诗人们的深寄以家国沦亡之痛而足能感鬼神、泣风雨的血泪歌吟，自然具有巨大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遗民诗群的哀苦之篇，不但表现了那个时空间的爱国志士的泣血心态，如鹃啼，如猿哭，如寒蛩之幽鸣，而且记录有大量为史籍所漏缺的湮没了的历史事件，具备一种特为珍贵的“补”史功能。诚如《南雷文约》卷四《万履安先生诗序》所说：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乎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四七。诗当然不是史，也不应是史。然而，史原本是“人”所演进，同代之人则正是那时世的历史见证者。而诗又是乃“人”之心声，当其身处国破家亡，或存没于干戈之际，或行吟在山野之中，凡惊离吊往、访死问生、流徙转辗，目击心感，无非史事之一端，遗民之逸迹，于是必亦与“史”相沟通。南宋末年文天祥《指南录》、《集杜诗》就是关涉当时八闽粤东一线抗元之史实，汪元量《湖山类稿》（又称《水云集》）则备载亡国宗室北迁为俘之苦情，诗足补史。明末清初史事多赖“亡国之人物”哀唱苦吟而不致湮没，更属数量可观。可憾者历经新朝文网之灾，散佚十之八七，所幸其漏网喁鱼，犹时存见。这就为一代清诗起首之章增添着凄楚蕴结、血泪飘萧的悲歌色调。

这原是一个各不相干的，在诗美情趣上颇多径庭的诗人群体。是亡国之痛、破家之哀、风刀霜剑之惨酷遭际，概言之是时代的剧变将他们推进了一个炙心灼肤的大熔炉。共同的命运即使是尚未泯灭他们审美追求上的畛畦，但当他们的心脉在家国之恨上豁然相沟通时，门户之见、宗派习气终于在特定时期淡化了。遗民诗群并没有盟约，可他们在投入和唱时却共谱着一种基调；尽管在诗风上在艺术风格上各自仍有异趣，然而和唱歌吟的声韵却奇妙地谐协着。情思上的通同、认同、相合，诗艺上的歧异观念原自可以化解的，进而也必可融汇渗透、互相吸取，出现一个诗史上的转化期。当诗人们在非常的年代里冷静反思，各自对原所宗奉的或者是抨击的诗风稍稍客观地辨认、审视时，存在于明中叶以来的热衷门户之见的偏激情绪，理当能够廓清。

明遗民诗群从整体上看具有上述超越自己的艺术趋向，这是该诗群复合体的非常值得审辨的诗史现象。有了这种自我超越的智见和勇力，事物始得以演进，认识也得以升华。清代诗歌本可从明人“因”、“变”关系的反复纠结、胶粘不清的历程上挣脱出来，以谋诗的发展有个更灿烂的前景的。然而，历史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行进，遗民诗风在随着时间推移而渐见消歇时，新的“唐宋门户”意识又复上涨，这或许是时辰未到吧。但遗民诗群在诗艺上的和衷共济风尚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章宁镇·淮扬遗民诗群

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岁在甲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风暴疾卷、急遽剧变的一个年头。该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于民怨沸天的狂潮中崛起的李自成农民武装，转战多年终于挺进由义军将士们以鲜血凝铸的目标，一举摧垮了朱明王朝统治二百七十六年的中央政权，占领了北京。次日，崇祯帝朱由检跣足披发自缢于煤山。据说崇祯自尽时在衣襟上写有“遗诏”，中有“皆诸臣之误朕也”，“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等语。怎样评价崇祯？是励精图治之君，还是刚愎自用、狭隘疑忌的“寡人”？可由历史学家去定评，但从其“遗诏”云云而言，他毕竟只是个盲目的不明世事真谛的封建国君。君临天下的传统观念和视民为子的虚假意识，导引着他临死仍不敢正对一个事实：即他家的这个王朝，从其祖父明万历帝朱翊钧起就已朝向倾垮的趋势急速行驰，戕害子民的统治早变本加厉了。明王朝的覆亡是历史的必然，这连封建阵营中的明智之士都程度不同地，当然又是忧心如焚地先后感觉到了的。问题是历史将如何发展？按封建臣民的观念言，该由谁来重建社稷，整饬纲纪？正当朱由检的所谓“升遐之变，千古异常”之时，百官或“随驾九原”，捐躯矢忠，或从顺“逆”命，“稽首贼庭”。北京城中，尚未镇静，举国缙绅，凄惶与哀悼相杂，震惊莫名而一片混乱之际，强大的满洲铁骑在吴三桂等前导下已趁大顺政权犹未稳固时于五月初三日攻进北京，李自成军队旋即撤出“行在”，从此一蹶不振。清王朝尽管打出过一面代明讨“贼”复仇的旗号，但素受“华夷大防”之教化的汉族臣民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种宣传。两三个月之间，风云诡谲，山河迭相失色，“逆贼乱国”转眼间转换成“夷狄入主”，苦难深重的士民们几乎与诰命官绅一起迅即从惊惶迷茫中悲慨愤起，被“异族”的抢夺国柄激怒了。

还在北京皇都走马换旗、政变不测的那几个月时间里，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等相继于南京、绍兴、福州，或建立弘光政权，或监国于浙东，或称帝于闽赣。对大江南北、东南沿海的汉族士民来说，这多少还意味着朱明国祚未尽绝，抗清复国尚存一线命脉。谁知这些朱姓贵族建立的小朝廷，无不颟顸腐朽之至，不到一年即已纷崩瓦解，作了鸟兽散。其中弘光朝本应可以有些作为的，论兵力上游有左良玉水师可扼守长江屏障南京，江北有“四镇”军伍尚抗得一阵南下清兵。可是内有马士英、阮大铖专权跋扈，外被“四镇”统帅悍横挟持，特别是朱由崧十足的荒淫失德，于是八旗锋锐得以势如破竹般渡江南下，只用了年把时间就打垮了江浙闽赣三个小朝廷。江东南除了沿海一带尚继续坚持抗清军事活动，西南还有个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历政府外，清王朝实际上已大局在握，难加逆转了。应该说，作为明王朝的孤臣孑遗的遗民生涯的背景，至此始称得是真正展开，而诗歌史上的明遗民群体率先构成的则正在以六朝古都南京为中心的宁、镇、扬一带。

这里原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南京城东的钟山南麓埋葬着朱明王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孝陵的存在不啻是朱姓王朝的神圣象征，易勾起旧朝臣民对先皇的缅怀。生者固不时涕泪于后湖堤岸，哭祭在梅花山前；即使死去，如莱阳姜埰那样哀唱“若有人兮在，竦剑守重关”，矢志于“鬼亦戍其间”的更不乏其人姜埰（1607—1673），字如农，晚署宣州老兵。崇祯进士，官给事中。陈维崧有《水调歌头》词哀悼其卒逝，小序云：“莱阳姜如农先生，前朝以建言予杖，遣戍宣州。会遘甲申之变，不克往戍所，僦居吴门者几三十年。癸丑夏疾革，遗命家人曰：‘必葬我敬亭之麓。’”陈氏词有“鬼亦戍其间”云。。何况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作为“南直隶”的政治、文化中心，此地仍按中央政府模式设置一整套官僚机构。南京六部齐全，调节安置着公卿大臣，犹如北京政权的一个虚幻的影子迤逦了二百多年。而南明个政权弘光朝的托足金陵，其淫佚侈靡于危亡时势中，又太容易叫人勾起对历史的反顾，于是，南朝“玉树后庭花”式的金粉旧梦特别具有现实政治的观照意义。石头古城的几乎每块砖瓦、每一方泥土，都可成为遗民们俯仰今昔、悲慨哀伤的媒介。至于清兵南下，殆同风扫落叶般地击垮弘光政权时，宁、镇、扬一带无疑成为血与火的线。扬州十日，史可法殉难，留在东南人民心头的惨酷伤痛，岂是短时间内所能抚平？梅花岭史阁部祠墓正可成为宣泄故国之哀的一个窗口。

说起扬州，在清初这是个相当微妙的城市。扬州本不是个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但它自明代中叶以来，已成为不仅繁华而且文化氛围十分浓重的大邑。漕运，特别是盐政，使这城市成为江东北岸的经济枢纽，而大批徽籍人士的寄寓，他们亦贾亦儒的行径和作风，在此鼓涨起雅俗共赏的文化高潮。此间既汇集有大江上下各类名士雅人，又有足够供他们展开沙龙式文学活动的歌楼舞榭。“扬州十日”的浩劫当然一度使这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可是对新朝来说，漕运、盐务同样是必需的经济命脉，所以恢复也快。加之，清廷在顺治、康熙之际，先后派遣任职此间的官员，大抵既稳健干练而又风雅卓绝。遗民原也是封建文人，封建文人既有忠爱的教养，又有清狂的习性，而失路彷徨时又往往纵情于声色。以诗酒浇胸中块垒固是常事，放浪形骸、在醇酒妇人之间打发时光也不算道德沦丧。于是，扬州这块既能歌哭、又能风雅的土地，在白门烟柳、秦淮灯火未见复苏的清初，群集、隐居着大批客籍和本地的遗民诗人，成为清初诗坛的一个绝不能轻忽的重心。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扬州虽系运河南北交通的一个集散要地，但毕竟地处江之北，在江南政治中心南京的外围，又远离当时抗清烽火的浙闽沿海。作为政治较为宽松的地域，在扬州四周更有僻冷介乎城乡之间的县邑如兴化、宝应直至今属南通的如皋，那已是近乎江头海角了。这样的地理态势，不管是对有志于恢复行动的还是韬光晦迹者，都是绝好的遁世渊薮。进可以出行向大江南北，退完全能潜处于草堂渔舍；苦闷了不妨到扬州城里倚红偎绿，在曼歌轻舞中大醉一场，寂寥时则轻舟独放一直可以造访到冒辟疆的水绘园前，“得全堂”中既有歌班清唱，又可把杯一倾“国破山河在”的苦情。大量的遗民诗作中确是如此地构成了一幅幅特定环境中的具体景象的。

遗民诗人中是否有不少隐蔽的却又实际的抗清活动？是否存在着秘密的地下反清网络？向来是人们饶有兴趣的话题。然而这该是由清史家来研索并揭示的命题，已不是诗歌史所能承担的。但当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水师三入长江，直驻燕子矶下，包围南京城前，镇江、丹徒、金坛一带作为外沿城邑相继跃迎“王师”，一时大江南北的遗民们为之额手称庆，此中诚有无数蛛丝马迹在，尽管文字载录包括诗作已所存无几。遗民们在那个时期频繁社集，联吟往来于真州与京口之间，将大量的文字挥洒在瓜洲渡和金山、焦山的行止中，当非偶然。事实上在郑、张水师失利，清廷严加绥靖之时，镇江、丹徒等地遭害的诗人文士不在少数，遗民诗作中可以发覆的甚多。这真是一个恢诡多变的年代，而在宁、镇、扬这个空间中尤多行踪诡异的遗民诗群。现按时空先后择其要述论于下。

前言

绪论之一 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

有清一代二百七十年间的诗歌，以其绚烂丰硕的盛貌，焕发着作为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所特有的风采。清代诗歌卓具的深广的认识意义和丰富的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称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

所以，清诗应该有其自成体系的学科建设，它有理由拥有自己的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

然而，尽管近十年来学界对清诗的认识有所推进，但从整体看，该领域的开掘和研究是滞缓的。无论其涉及的广度抑是深度，均与中国诗史的这一不可或缺的组合部分极不相称。

清诗研究所以滞缓的原因很多，例如：这本属一项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但迄今尚无一部汇辑整合的总集，因而连清人诗究竟有多少，几乎谁也说不出比较准确的数字。至于数以万计的诗人的行年、心迹以至他们具体创作实践的氛围背景，由于陌生伴随缺略俱来，于是讹误和舛乱丛生。面对浩似烟海的研探领域，诚非少数有心人在有限岁月里得能窥见全豹、把握总体的。可是，倘若不去尽可能地对清代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一番梳理和整体审视，仅仅依据前人的选本或诗话来品评描述一代清诗，那末势必又将导致虽似化解了陌生感，却转而陷入种种门户纷争和艺术偏嗜所织就的理障。中介精芜杂错，焉能借以探骊得珠？由此而言，这里既需要队伍，更需要时间和足够的前期准备，以期获得较为完备的整体认识，并不断清理去诸种偏见和偏嗜，从而勾勒或寻绎出清诗演化的史程来。

在缕述阻滞清诗研究的诸多原因，特别是关涉理障成见时，不难发现，长期起着很大阻滞作用的要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梁启超著于民国九年之《清代学术概论》则更以为“清之美术（画），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云云。的提法。

由于这一观念不断地被推崇和延伸，简单化地从纵向发展上割断某一文体沿革因变的持续性，又在横向网络中无视同一时代各类文学样式之间的不可替代性，终于导致原本丰富多彩、无与伦比的中国文学史变成一部若干断代文体史的异体凑合缝接之著。于是，秦汉以下无文，三唐之后无诗，两宋以还无词云云，被引为权威性定论。因此，即使某些中近古文学史专著，虽也偶及唐宋之后的诗文词，无非只是聊作陪衬，略予点缀而已。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对某种文体在特定时代所呈现的辉煌成就加以褒扬和强调，因为那是客观存在的史实。问题是如果这种褒崇被强化到割裂历史、支解整体的地步时，则必然会导向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误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架构任何定于“一尊”的格局都是非科学的，其本身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史程实际。可是这一观念的影响却是如此深远，清诗的长期遭轻忽，诗史上这一特定阶段的研究的荒疏冷寂，不能不说其致命的原因之一在于此。

事实上，无论就文学的功能性还是文体持续发展的整体性而言，清诗所别具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文学的功能性，集中起来看必然首先归结到其对特定时空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表现力上。这种表现当然是或直接或间接的，而且，毫无疑问乃是透过作家们各自切实具体的感受而后的艺术折射以出。作家诗人们笔底的任何哀乐悲欢，均导之于他们对现实人生的体察辨味，他们的心绪情思的涟漪波澜，实即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众生相和人格化了的自然环境在心魂深处激起的回应。因而凡是赞颂、抨击，怡悦、悲怨，哀生、悼逝等等，莫不是他们对现实生活所独擅的是非、美丑的评判形态。

唯其如此，任何文学文体的功能性不仅不会一次性完讫，而且一次性造成阻断前景视野的障蔽性峰岭现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认识和表现对象，也就是由人的群体组构而成的社会生活固然是持续不间断地在运动推进；而推促社会发展的人（包括作家诗人群）本身也同样地在这种运动中不断完善着自己。人的智能、人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力，无疑是处于愈益提高和增强过程中，人的情感体验度更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愈见灵敏和深细、丰富。前者是承续的积累，后者则是演进中的深化。尤须注意的是，基于这样的积累和深化，人对自身作为主体的个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必然愈趋强烈，意识更明晰。封建的历史行程又严酷地证明，以皇权为标志的庞大的统治网络以及统治者的王霸措施，均未游离于整体社会的运动轨道之外，而是恰恰也在共时演进。封建统治愈趋入后期，其网密法酷，其阴柔和暴虐心性亦远超前代。于是统治与被统治、官与民、朝与野、人与非人之间的扼制与反扼制的冲突，毋容置疑地随着时空的推迁而益显得尖锐激烈。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随人在积累和深化过程中同向递进的，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文学既是人学，那么，处于文化高层面上的文学范畴中，诗堪称文化精神的高远氤氲形态。作为人的心灵波段的文化载体，诗在表现社会尖锐激烈的冲突时，其功能正与时空推进成同步。

当对文学的包括诗的功能略作寻绎及辨认后，就不难发现：诗人所表现的“我”，以及其所表现的自身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空里的社会生活现实，必皆是嬗变中的人和现实。因此，文学表现的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性应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容背弃的论旨和应该恪守的原则，尤其是断代文学文体史学者应有的共识。是的，视文学创作为自家心灵寄托的诗人作家们，他们“这一个”的生活体验、情感触发各有独异之处，有着固有的不可移易性。所以，凡独立的作家均有客观存在的合理性，而卓特的成就非凡的作家尤非异代同行所能取代之。文学功能之所以不衰，从深层看，其实仰赖于他们的贡献良多。

由此而言，今天人们要认识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一个王朝的统治历史，要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认识和探讨活动于封建末世的各色人物，特别是认识和探觅知识阶层的核心实体“士”的精神状态、心灵底蕴，除却史乘文献外，还得借助于这近三百年间留存的文学成果。就文学范畴讲，单靠小说或戏曲的研究想把握大文化背景前的一代人事演变，显然是远难企及的。这不仅仅从一般意义上说各类文体的不可替代，重要的还在于“乃心声”的诗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后，已广泛普及地为封建文人所掌握。承续明代，清代诗人在思想、学术、审美诸方面综合智能的全方位高涨既是空前的，那么这种高深度的文化教养体现于诗创作时，不单是强化了反映生活、表现情思的直接简捷性，强化了与现实社会倏忽多变的相适应力，而且在抒情功能的充分发挥上也愈显得轻灵敏捷和细微深入。因而清代诗歌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灵跃视野，从宏观到微观无不提供着宏富的认识参照系。

所以，虚悬一个“唐诗”或“宋诗”的标杆来绳衡清诗，乃是削足适履之举。至于以之来贬抑一代清诗的价值，更属对事物“因”、“变”规律的悖背。今天的文学史家没有理由步随前人再去踩“宗唐祧宋”之类的泥淖。

只要不存偏见，清诗在表现特定时代的功能性上无愧于前代诗史的事实应是不难考见的。有清一代社会动荡，风云多变，几乎贯串始终，即使号称“康乾盛世”的历史时期亦不例外。这确是一个迥异于前朝前代的封建王朝，举凡封建历史上曾有过的各式惨酷、阴柔、颟顸、诡谲的统治行为和手段，无不集大成地在这二百七十年间遍经施行，并且多有发展，别具特性。当然，从历史际遇来看，这末世王朝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也每多前朝前代所未曾经遇的。举清代史事之要，大略有：明清易代之际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激化及交相杂糅；战火频仍，民众固是水深火热，士子们亦或彷徨失依或进退维谷，顺治一朝为稳固爱新觉罗皇族政权而迭兴“通海”、“科场”、“奏销”三大案狱，于是一种前所少有的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幻灭、失落之感，伴随愤激、悲慨、哀伤、寒苦等心绪，缠绕紧裹着南北各层面的知识之士，从而更变着相对稳定于明代中叶以来的文化族群结构。康、雍、乾三朝的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劫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从而生发出别一种华夏文化的氛围，考据之学应运而盛兴。紧接着嘉、道之际的衰颓之势而来的，则是以鸦片战争开其端的真正的外敌入侮；继之又是远较前此的白莲教等起义猛烈的太平天国燃遍山河的烽火。这些事件从不同层面严酷震撼着全社会，憬悟或惊醒了大批封建文人中的有识之士，预兆并肇启了华夏民族历史的新的兴变更替。

清代历史的演化有其特定的走向，而清代的诗歌在表现这历史行迹时所发挥的功能是卓特的，相副其使命的。即使某些层面上形若隔代，考其实绝不能作简单类比。

例如满族统治集团挥八旗铁骑入关，君临中华，依传统观念视之，此乃又一次以“夷”治夏，颇似金、元之灭两宋。然而，相似原非重复，清王朝入主关内后所施行的一系列恩威兼加、宽猛相济的手段，以及调动和利用满汉集团矛盾，并于以满制汉的同时又广泛运用以汉制汉策略，显然远较元蒙统治者及“后金”的先祖高明。而历经明代发展并变易了的儒教理学之熏陶，加之明朝中叶开始振兴的城市经济生活的教养，明清易代之际几辈文化人士的心态和素养也迥异于南宋之末的士人。至若自明末趋于极盛的兼政治与学术为一体的结社活动所产生的深广紧密的社会群体网络，其影响力也非短时期内能击散，于是在清初各个文化层面上所展现的复杂景象，更为前代史实中罕见。所以，甲申（1644）、乙酉（1645）之际和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胜国”遗老和抗清志士们所抒露的情怀，已非南宋末年忠贞之士所能比拟。以诗人言，顾炎武、阎尔梅、钱秉镫、屈大均等的诗以纪史、诗以述怀的艺术造诣固非南宋遗民诗人们所能企及；吴嘉纪、方文、邢昉以及冷士嵋等一大批“布衣诗人”的心歌，也远胜宋末江湖诗群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说“遗民”诗群多少还可寻绎出某些类比之点的话，那么鸦片战争的外夷入侮，亡国之危迫在眉睫时触发的心声堪称史无前例。面临“亡天下”之势，顾炎武当年所昌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论，作为整体性民族精神，从此普遍激发于诗人们的歌吟中。一团灼热的赤诚心气凝结在诗的王国，谱成了中华诗称瑰丽之一章，精诚延绵，直至于现当代。至于太平天国战争威力之宏肆，烽烟迅猛四披，更不是黄巢以至李自成揭竿之举可并论。天国烽火自粤西燃起后，经两湖沿江东下，打击主要在东南，这对封建末世王朝基石的撼动，对封建秩序的破坏是致命的。其对文化领域荡涤也空前酷烈，它既惊恐、悸怖着各层面的文化人，又在这氛围中激活起他们对自身生存的思考。这种心态深层变化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文化史、“士”的心迹演变史、思想史的极为重要的稽考命题。此一时期的诗人大多际遇不幸之甚，他们辗转在剧烈震荡的生死波谷间吟唱不绝，是又一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史诗心音，从而为上述稽考提供着丰富的史实。

不仅如此，于号称“承平”之世而偏多悲凉之歌，又是清诗所拥有的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或隐晦，或畅朗，或激越，或冷峻，吟哦着与“盛世”极不谐调的心曲，这在康熙一朝以至自诩为“十全王朝”的乾隆六十年中代不乏人。此中既有被庙堂势力抛弃而转以“匹夫”自任的赵执信一类诗人，又有以黄景仁为典型代表的寒士诗群，更有隶属“八旗”世胄的马长海、李锴之属。这是一批夜笛横吹的歌手，程度不等又风格各异地组构成为清代特有的在“野”的诗文化群，从而与朝阙庙堂诗群适形成离立之势。关于清代诗史上严重弥漫着贵族化的御用气、缙绅气之雾霾以及以“一尊”制约诗坛的背景史实，下文将专节予以介绍。这里只是指出，草野诗文化群的不绝如缕地呈现，正是特定时代的情绪激射现象，是时代陶铸了一批诗史英才和文化精华。其所具有的认识意义，事实上已不止于诗的范围，对考察诸如曹雪芹这样的文化巨子的出现，正有着重要的助证和参照价值。须知历史上的戏剧或小说家并非专司其事者，无论名于世还是淹没于史的作手，莫不备擅于诗文，且精工非同凡常。把原本多才兼能的文化巨擘分割成一个个枯燥贫乏的似乎只会编剧本或讲故事的人，实在唐突了古之才人，也不可能说清楚何以会有如此高妙造诣。

以上简略例举，诚不足以概见整个清代诗歌的功能价值。但管窥蠡测，当已可表证清诗有其非前代诗歌或别种文体所能包孕和替代的深广内涵。清诗，有它自具的生气和命脉。

然而，文学研究并非历史研究的补充，更不该是后者的附庸。对清诗认识意义的强调，本意原非为推荐史乘价值，而只是着眼于其诗功能之发挥，以佐证一代诗歌价值的某个侧面。是的，这只是一个侧面。清诗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中国诗史发展过程中整体构成的不可或缺部分。

我们华夏之邦素有“诗国”之称。中国古典诗歌兴变衍续、转替发展的进程，曾焕发着无比瑰丽的神采，诗的历史长河既波澜壮阔又千姿百态。诗史的宏伟性和丰富性，原由她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独异性和多样性构建成，脱卸去任何一个阶段，必将损伤其完整性。严肃审慎的史家不会容许一个细小环节或支脉考查的草率敷衍。很难想象，言中国古代诗史竟可舍弃其后三百年的组合部分，更何况这里储藏着丰富的“因”、“变”信息，体现着大诗歌史的各种流变的后期轨迹。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有自身兴衰起落的过程。这种兴替过程，除去历史的推进、社会的变迁、语言习惯的转换以及审美观念的更递等因素外，更有其本身特性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起着作用。问题是这种演化极其缓慢，它并不与社会的改朝换代成同步，相反，倒是往往在形似衰弱之时，竟又老树重花，旧枝新芽。文学史上此类回黄转绿现象，很不少见。

古典诗歌，以形式言，由四言、五言而七言，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当五七言古近体形态基本稳定，特别是近体格律诗的形成，由于在有限句式中蕴有无限容量和灵巧机变性能，所以经巨匠高手运用时，便有无数珠玑般绚丽篇章源源涌出，生命力旺盛之极。这种形式到唐代达到为纯熟的佳境，但唐诗的辉煌，并不意味着从此将滑向衰竭低谷，此中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诗史表明，古近体历经宋元明三代，生意仍盎然，虽然在衍进中屡有变易，可这变易恰是活力增添的一种合理运动。

但是，在唐宋诗面前，特别是有唐诗这座丰碑而兼偶像的矗立，后代诗人要在这诗的国土上立足措手，确已大为不易。丰碑足资仰慕，是激活心志的精神财富；偶像则会成为沉重包袱。这对后来者无异是严峻的考验，同时何尝不是对五七言形态的诗的生命力的严格检验。所以，从史的角度看，此中也有幸与不幸的问题在。唐宋以后，传世或默默无闻的诗人多至不可计数，在丰碑和偶像之前歧途迷茫者也一批又一批。以清代数以万计有诗流传的作者来看，其间抱残守缺、挦扯古人旧衣衫而自诩“唐音宋调”的平庸之辈同样车载斗量；然而，诗艺高超的有识之士仍为数众多，以“学古”作为舟筏，登岸舍筏，学而不泥，他们不甘心匍匐老死在前人脚下。这是一批善于总结前贤得失，独具慧眼，力求创辟一条新路来的才智佳士。诗正有赖于他们的自谋生路而延续着强劲的命脉，中国诗史也终于得到灿若豹尾的结束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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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运用“诗文化学”批评方法，关注并契入科举文化、隐逸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诸基因，以认辨清代诗歌繁富杂的诸多特定现象，立足于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