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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插图版)》解读明朝历史人物，揭开人所共知的七个角色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分析其何以矛盾、扭曲和心力憔悴。这既是人在历史中的境况，也是其在文化中的境况。而这七张各不相同的面孔，构成了那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的侧影。

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

章诒和序

丁东序

朱元璋：历史的惯性

朱棣：权力的奥秘

海瑞：偏执症患者

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张献忠：在劫难逃

吴三桂：无处收留

郑成功：血液里的海水

后记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张宏杰，一九七二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历史作家。

从人性角度切入历史、还原历史人物本来面目是其写作特点。成名代表作《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后因口碑而风行，被誉为新一代历史类必读经典。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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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弑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的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为婚姻所困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

白莲教和朱元璋的专业——也就是佛教——关系很深，或者说，是佛教的一个变种。它本是源于佛教净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净土宗比方便面还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钻研什么佛经，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会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可以。它的理论是，一声“阿弥陀佛”可以免除几十亿劫的罪过。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积累的功德就越来越多，等到阿弥陀佛被你烦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净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间，南宋之后，“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底层信众完全被它垄断，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是天下万事的常态。

释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会晕倒在莲花宝座上。

白莲教是净土宗的一个变种。它的教义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它的组织比较严密。净土宗虽然也结社，但社内关系松散，众生平等。而白莲教将平等的关系变成严格的师徒关系，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师徒网络，成为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当腐败蔓延、统治力衰微之际，往往是这类民间宗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一旦势力成熟，起义就不可避免。

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朱元璋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在建国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对根据地人民关怀备至，总是把他们的疾苦放在心里。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他亲征婺州，召见当地民众代表，询问他们对军队有什么不满。一个民众代表说，守将邓愈随便征发老百姓筑城，不给一分报酬，还要自带工粮，老百姓颇有怨气。朱元璋立刻严肃地批评了侍立一旁的邓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为了突显自己的仁慈，他对根据地老百姓采取轻刑政策。龙凤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员巡视各地，大面积减轻刑罚。有的官员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也就是说，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归附。岂料据有天下，全国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礼遇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那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

起义使一切颠倒了。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毕恭毕敬。他们随随便便出几个主意，就令朱茅塞顿开，见识大长。冯国用一见朱，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来。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

尝到了甜头的朱元璋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他知道，请读书人出山其实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气气，给足他们面子，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

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全明文》卷34），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确实太到位了。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

当然，朱元璋取天下，并不仅仅依靠厚黑手段。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朱元璋的突出品质是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诸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作出计算，作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1360年，以南京为中心的朱元璋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两侧的两大政权陈友谅，张士诚接壤，三分江南大势。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跨有长江汉水之间广大土地，疆域广阔，军力强大，东南无二。矜其强大，日寻于长矛大镞之间。”下游的张士诚，“南包杭州、绍兴，北跨通、泰二地”，拥有相当实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介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你死我活之势已显。这时，陈友谅恃强，已做好了进攻朱元璋的准备。

对此严重局势，朱元璋进行了审惧的调查研究。先打张士城，还是先打陈友谅，朱元璋的决策集团分歧很大。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先打张士诚：“张士诚，富而弱，宜先。”张士诚军战斗力较差，以先弱后强原则，先打张士诚顺理成章。只有刘基一人认为：“友谅踞上游，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为囊中物耳。”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与众不同。他在实力之外，更主要地考虑了心理因素。与陈张二人周旋多年，他对二人的脾气性格充分了解。陈友谅是个热血汉子，骄横自大，易于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内向，进取欲不强。这一差别应该是选择次序的的关键。他对诸将说：“友谅剽悍而轻率，其志骄；士诚狡猾而懦弱，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如果我们先攻张士城，陈友谅必空国而来...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这个因一念之差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朱元璋的军事传奇，产生于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数学家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直到晚清，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更是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因为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捉摸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是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中国人防范人和算计人的能力特别发达。马克思说，中国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于其他亚洲人”。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总结出这样多、这样深刻的绕弯弯的生存智慧：“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为人且学乌龟法，当缩头时便缩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吃小亏占大便宜”；“内要伶俐，外要痴呆，聪明逞尽，惹祸招灾”……那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许多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大的面积。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

书籍介绍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插图版)》解读明朝历史人物，揭开人所共知的七个角色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分析其何以矛盾、扭曲和心力憔悴。这既是人在历史中的境况，也是其在文化中的境况。而这七张各不相同的面孔，构成了那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的侧影。

七张面孔，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