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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将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融于一体，提出一个解释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具有哥白尼革命特质的新理论典范，把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为研究起点，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接着论证了民族主义是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然后再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

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关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

第二版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文化根源

第三章 民族意识的起源

第四章 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

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七章 最后一波

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第九章 历史的天使

第十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第十一章 记忆与遗忘

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

参考文献

译后记

附录一 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

附录二 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悖论：以泰国为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当代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1936年出生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1941年，为躲避日益升级的中日战争，随全家离开中国。1953年，安德森进入剑桥大学求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与英法文学；1958年远赴康乃尔大学投身乔治，卡欣门下，专攻印尼研究，之后又将研究 目光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1983年，出版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除《想象的共同体》外，其他著作还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泰国政治与文学》和《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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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语言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首先，并且是最重要的，它们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那些口操种类繁多的各式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流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觉到只有那些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

第二，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之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是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诚如费柏赫和马丁所提醒我们的，印刷的书籍保有一种永恒的形态，几乎可以不拘时空地被无限复制。它不再受制于经院手抄本那种个人化和“不自觉地把典籍现代化”的习惯了。因此，纵使12世纪的法文和15世纪维永（Villon）所写的法文相去甚远，进入16世纪之后法文变化的速度也决定性地减缓了。“到了17世纪时，欧洲的语言大致上已经具备其现代的形了”。换句话说，经过了三个世纪之后，现在这些印刷语言之上已经积了一层发暗的色泽。因此，今天我们还读得懂17世纪先人的话语，然而维永却无法理解他12世纪的祖先的遗泽。

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不可避免的是，某些方言和印刷语言“比较接近”，而且决定了它们最终的形态。那些还能被吸收到正在出现的印刷预言中的比较不幸的表亲们，终因不能成功地（或是只能局部地）坚持属于它们自己的印刷语言形式而失势。波西米亚的口语捷克话不能被印刷德语所吸收，所以还能保持其独立地位，但所谓“西北德语”却因为可以被吸收到印刷德语中，而沦为“低级德语”——一种大致上只使用与口头的、不够标准的德语。高级德语、国王的英语以及后来的中部泰语都被提升到彼此相当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崇高地位。（这说明了为什么20世纪末欧洲的一些“次”民族集团要借由打入出版界和广播界来从事企图改变其附庸地位的斗争）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有关原罪与羞耻的讨论，即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一种罪感的文化，而日本或东亚是耻感的文化，前者源自超越的视角，是真正个人主义的，而后者却是在他者注视下的情感方式，是共同体伦理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曾出现过模拟本尼迪克特论述的所谓罪感（欧洲）、耻感（日本）、乐感（中国）的文化模式论。].....与本尼迪克特不同，安德森的论述并未将羞耻感定义为某种独特的文化模式的产物。在他看来，羞耻感是一种现世的共同体关系（民族的、家族的、家庭的……）的普遍的情感特征一既然民族/国家可以犯错，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情感方式中就必然包含着羞耻的意识，由此，羞耻感成为民族共同体区别于宗教共同体的一种情感特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美国反越战运动对于美国军事犯罪的声讨、知识分子痛斥所置身的体制的姿态和唯我独醒的暗示、启蒙者对于未来（尚未出世的孩子们）的展望均可以从民族主义情感方式的角度加以观察。

但是，本尼迪克特与安德森都没有将羞耻感历史化，即有意或无意地遮盖了羞耻感总是在某个他者的注视之下才能发生，羞耻感是历史性权力关系的产物。在欧美之外的地区，除了西方或内在化了的“西方”，还有谁能够拥有让人羞耻的目光呢？如果从摆脱羞耻感的角度去观察亚非地区的民族革命，除了让那个目光感到满意之外，我们该从哪里去发现其创造性和自主性？

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传统贵族相对较少的人数、他们固定的政治基础，以及隐含在性交与继承之中的政治关系的个人化，意味着他们作为阶级的内聚力既是想象的，也是具体的。一个不识字的贵族仍旧可以令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个贵族。然而资产阶级行吗？用比喻来说，这个阶级只有在这么多相同的复制品的存在中才行成为一个阶级的。

通过印刷语言，他们确实逐渐能在心中大体想象出数以千计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因为不识字的资产阶级而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观之，资产阶级是最先在一个本质为想象的基础上建立内部连带的阶级。

书籍介绍

本书作者将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融于一体，提出一个解释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具有哥白尼革命特质的新理论典范，把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为研究起点，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接着论证了民族主义是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然后再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