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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乾隆十七半（1752）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随园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传见《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圊干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乙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赖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工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申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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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成大事者、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邃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能许也。】

第一境界说的是入门之前，心中茫然苦楚，不知从何开始。王国维最得意的学问在于史学、古文字学和美学。这几门学问，千头万绪，典籍浩瀚如海，那种想要入门之前的彷徨、痛苦与渴求，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比喻，实在是再贴切不过。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古往今来的大师无不经历过此阶段。不执著，无以成。既已入门，注定将为心中的“伊人”把此生消磨。老王在乱世之中，一心治学，那种执着、悲愤、孤苦的心境，恐怕不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 唯有这种执着与隐忍，才成就了他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师地位。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前面两句，也许是很多人的感触。但这第三句里的境界，恐怕能领会者，就只有寥寥数人了。以勤为径，很多人都如此，但是要攀上高峰，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了。那种灵犀一点，参透真谛的大智慧、大喜悦，也只有古今中外各个领域中的天才们能感悟的到了。这种顿悟就好比是掉在牛顿头上的那个苹果，释迦牟尼眼前的那棵菩提，一切的一切忽然间都豁然开朗，往昔追寻之中的种种艰辛苦楚，在这一瞬间都得到了完美的补偿。

1.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人间词话》(王国维) 我的标注 位置426-427 2014-02-10 18:46:33

2. 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

《人间词话》(王国维) 我的标注 位置415-415 2014-02-10 18:44:44

3.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人间词话》(王国维) 我的标注 位置408-410 2014-02-10 18:43:51

4.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种气象耶？

《人间词话》(王国维) 我的标注 位置403-405 2014-02-10 18:43:01

5. 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人间词话》(王国维) 我的标注 位置381-382 2014-02-10 07:37:40

6.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人间词话》(王国维) 我的标注 位置320-321 2014-02-09 15:32:56

8. 郁伊惝怳，令人不能为怀。

《人间词话》(王国维) 我的标注 位置293-294 2013-10-04 11:22:24

10. 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兴化刘氏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

《人间词话》(王国维) 我的标注 位置242-243 2013-09-27 13:18:29

11. 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三】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浣溪沙

山寺微茫背タ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鹧鸪天

列炬归来酒未醒，六街人静马蹄轻。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

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更堪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

书籍介绍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乾隆十七半（1752）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随园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传见《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圊干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乙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赖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工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申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