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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这本诗选是现代著名学者潘伯鹰的著作，作者精选黄诗一百五十余首，加以注释讲解，对黄诗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的分析非常精辟。

目录

导言

凡例

内集

宿旧彭泽怀陶令

次韵公择舅

赣上食莲有感

送王郎

寄黄几复

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二首

 送范德孺知庆州

次韵张询斋中晚春

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

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

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为韵

次韵答邢惇夫

赠送张叔和

双井茶送子瞻

戏呈孔毅父

次韵奉酬刘景文河上见寄

陈留市隐并序

晁张和答秦觏五言予亦次韵

送李德素归舒城

咏李伯时摹韩幹三马次苏子由韵简伯时兼寄李德素

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幹马因论伯时画天马

次韵子瞻题郭煕画秋山

题郑防画夹

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

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

次韵几复和答所寄

题伯时画揩痒虎

谢王舍人翦状元红

戏答陈季常寄黄州山中连理松枝二首

次韵子瞻送李豸

次韵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遨

听宋宗儒摘阮歌

自门下后省归卧酺池寺观卢鸿草堂图

题子瞻枯木

题竹石牧牛并引

题伯时天育骠骑图二首

次韵答曹子方杂言

嘲小德

清人怨戏效徐庾慢体三首

戏答俞清老道人寒夜三首

秘书省冬夜宿直寄怀李德素

寺斋睡起二首

同元明过洪福寺戏题

次韵子实题少章寄寂斋

赠秦少仪

六月十七日昼寝

北窗

竹枝词二首

赠黔南贾使君

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

次韵谢黄斌老送墨竹十二韵

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

又和二首

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

次韵黄斌老晚游池亭二首

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

次韵杨君全送酒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

次韵马荆州

赠李辅圣

和高仲本喜相见

次韵高子勉十首

蚁蝶图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自巴陵略平江临湘入通城无日不雨至黄龙奉谒清禅师继而晚晴邂逅禅客戴道纯款语作长句呈道纯

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东坡先生名曰壶中九华并为作诗后八年自海外归湖口石已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为笑实建中靖国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当崇宁之元年五月二十日庭坚系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诗来石既不可复见东坡亦下世矣感叹不足因次前韵

题李亮功戴嵩牛图

武昌松风阁

次韵文潜

次韵德孺惠贶秋字之句

十二月十九日夜中发鄂渚晚泊汉阳亲旧携酒追送聊为短句

过洞庭青草湖

书磨崖碑后

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

外集

次韵裴仲谋同年

和答孙不愚见赠

奕棋呈任公渐

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二首

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

寄怀公寿

闰月访同年李夷伯子真于河上子真以诗谢次韵

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

次韵答张沙河

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五首

次韵叔父夷仲送夏君玉赴零陵主簿

稚川约晚过进叔次前韵赠稚川并呈进叔

汴岸置酒赠黄十七

次韵伯氏长芦寺下

题落星寺

题槐安阁并序

次元明韵寄子由

再次韵寄子由

饮润父家

上大蒙笼

劳坑入前城

登快阁

睡起

观王主簿家酴醾

题海首座壁

摩诘画

夜发分宁寄杜涧叟

潘伯鹰(1904-1966)，安徽怀宁人。原名式，字伯鹰，后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 现代书法家、作家。论著有《中国书法简论》《黄庭坚诗选》《宋诗选讲》等。作品出版有《潘伯鹰行草墨迹》《人海微澜》《玄隐庐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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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这本诗选是现代著名学者潘伯鹰的著作，作者精选黄诗一百五十余首，加以注释讲解，对黄诗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的分析非常精辟。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总体介绍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是普通读者阅读古典文学的入门书和基础书。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史超过60年。这套丛书旨在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呈献给普通读者，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品鉴古典文学可靠版本。这套丛书以中国历代文学经典名著、诗文名家作品为对象，约请相关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整理注释，旨在为读者提供一套质量可靠且方便阅读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书和入门书。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是在“读本丛书”的基础上进行分化重组（四大名剧和小说部分另做新丛书）、遴选再版、增补扩充而成。该丛书分批编辑出版，*辑于2017年12月出版，第二辑于2020年出版。

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是一套古典文学普及读本，丛书以选本为主，撷取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把古典文学*精华的部分呈现给读者。

二、时间从先秦至晚清，贯穿中国古代历史，文体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赋、乐府、词、散文、戏曲等主要文体。

三、整理者皆是学殖深厚的学者，如钱锺书、王伯祥、俞平伯、余冠英、游国恩、唐圭璋、萧涤非、夏承焘等，他们都是当代学术大家、名家，工作严谨细致，认真规范。这些图书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四、众多图书经过几代读者的认可，具有良好的品质口碑。

五、丛书至今历时六十余年，图书经过多次再版修订和编辑加工，质量日臻完善。

六、本次出版，所有图书皆重排、重编、重校，版式、封面设计典雅大方。

书摘插图

赠送张叔和〔1〕

张侯温如邹子律，能令阴谷黍生春〔2〕。有齐先君之季女〔3〕，十年择对无可人。箕帚扫公堂上尘〔4〕，家风孝友故相亲。庙中时荐南涧，儿女衣袴得补纫。两家俱为白头计，察公与人意甚真。吏能束缚老奸手，要使鳏寡无颦呻。但回此光还照己，平生倦学皆日新〔5〕。我提养生之四印〔6〕，君家所有更赠君：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医，自觉两踵生光辉；团蒲日静鸟吟时〔7〕，炉薰一炷试观之。

〔1〕张埙字叔和，娶山谷季妹。

〔2〕刘向《别录》：“燕有谷地，爽而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而温至黍生。”

〔3〕齐，敬也。《诗·采》：“有齐季女。”

〔4〕《汉书·高帝纪》“吕公曰：‘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

〔5〕“吏能”四句言你做官的本领可以使得老奸也不敢为非，只要拿这一点治事的灵知回过来治己，便可使得平生所学，转而生新。

〔6〕印是印证之意，与前《送王郎》诗“墨以传万古文章之印”义同。四印即下文忍默平直四原则。

〔7〕团蒲即用蒲草编成的圆垫子，也叫蒲团。

双井茶送子瞻〔1〕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2〕。我家江南摘云腴〔3〕，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4〕！

〔1〕苏轼字子瞻，别号东坡居士，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派别的领袖，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山谷早年曾投诗给他，因而成为至友。东坡自黄州贬官，元祐元年迁为翰林学士。

〔2〕宋翰林，在淳化中，蒙赐“玉堂之署”四字。此诗前四句写东坡如神仙中人。玉堂中宝书甚多。森，状其多也。

〔3〕茶树在高处接云气而生的叶子很肥，故即以云腴名茶叶。

〔4〕硙，误队切，用以碎物之器。宋人饮茶，系以茶叶先入硙碾为粉，再点汤。此诗后四句言送茶叶给他，他饮了之后，也许想起从前在黄州的一些旧事来，因而或要生起扁舟独游之心。

戏呈孔毅父〔1〕

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2〕！校书著作频诏除，犹能上车问何如〔3〕！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4〕。

〔1〕孔平仲字毅父。山谷和武仲、平仲兄弟都交好。

〔2〕管城子是笔，孔方兄是钱。笔是无封侯之相的，钱又和我绝了交。“文章”二句从正面讲，说学为文章一定要能为经世之用，否则，不异于把露水珠子缀在丝窠上。那是无补的。但这二句从反面讲，一个人弄到富贵也是“经世”了。现在孔方兄都和我绝了交，可见得我没有本领！因之这四句是带一种自我嘲谑的口气的。

〔3〕《通典》：“秘书郎自齐梁之末，多以贵游子弟为之，无其才实。当时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颜之推《家训》的《勉学篇》中即写有此二句。山谷此时为著作佐郎，故用此语自戏。

〔4〕豫章的东湖，在山谷的家乡。收二句忆及东湖的旧游，以表示自己思归的本意。按山谷此诗及前一首《双井茶》诗都是用的书、珠等韵脚。像这样的诗，集中共有多首，都是他的很出名的诗。这种诗体的特点在以很少的句子，很窄的韵脚，写出高广的境界，深远的思路，又要自然，又要变化，又要有风神。这工作是很难的。读者需要虚心仔细去玩味作者用笔用意的方法。此处只选二首，不足以尽之也。

次韵奉酬刘景文河上见寄〔1〕

省中岑寂坐云窗〔2〕，忽有归鸿拂建章〔3〕。珍重多情惟石友，琢磨佳句问潜郎〔4〕。遥怜部曲风沙里，不废平生翰墨场〔5〕。想见哦诗煮春茗，向人怀抱绝关防 〔6〕。

〔1〕刘孝孙字景文，笃学能诗文，苏、黄皆与友好。

〔2〕省中谓秘书省，山谷居官之地。

〔3〕建章，汉宫名。归鸿是回雁，古人谓雁足可以系书，即指来信，说景文的书札寄到京城。

〔4〕潜居于郎署谓之潜郎，山谷自称。

〔5〕部曲即军队的行伍。《续汉书·百官志》：“大将军管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此二句言刘在军队中仍不废文事而有诗寄来。

〔6〕诗意言怀抱开朗，对人无秘密。山谷的七律诗，总是一气回转而下，八句如同一句。在其中却又有顿挫抑扬的节奏。这在前辈作家有个具体形象的譬喻，叫作“黄河九曲，其体仍直”，即如此诗也是如此。

媒体评论

寂寞的名山事业——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面世六十年

（作者：尚晓岚）

*近，《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热门话题，“无名氏续”挑战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常识”。实际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发生变动，此后一直延续，如今竟随着“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发酵成了“新闻”。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出版，或许就是这般“炒冷饭”的事业。年复一年，修订、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罢，即使细小变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争论，但读者和媒体对此并不敏感，能像《红楼梦》署名这样传播开的，极少。正是这寂寞的事业，构筑了传统与经典的坚固大厦。

    在《红楼梦》署名问题沸沸扬扬之际，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版*辑。实际上，该社的“四大名著”，按传统亦属于这套丛书，数十年来堪称*通行、读者认知度*的版本。古典文学的阅读，绕不开读本丛书，而丛书的故事，要从六十年前讲起。

    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读者

    朝内大街166号，人文社所在地，破旧得令人倍感亲切。在书和资料足以把人埋起来的古典编辑室，青阅读记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中国古典部分）》，内容是三套古典文学书系的选目和基本方针，其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涵盖历代的诗词文曲小说等等，共五十种，还详细列出了丛书序言或后记的写作要求。

    “读本丛书，是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编选、标点、注释。所谓‘读本’，就是以大众普及为目的，供大家阅读用的一个版本。”长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1958年，读本丛书被正式命名，它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冯雪峰主持创建人文社，从全国招纳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古典部主任是聂绀弩，还有王利器、顾学颉、陈迩冬、舒芜、周绍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为满足社会上对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影印了一批书。“那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宋元善本很容易借出来，我们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等都是根据宋版书影印的。”与此同时，社里开始规划和推进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们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影响特别大，它实际上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籍的开始。”周绚隆说。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不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是面向读者的，要选择优秀的底本，加新式标点，校勘注释，形成一个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给广大人民群众阅读”。1958年是出版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仅人文社做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详尽规划，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在这一年启动，甚至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的规划也可追溯至这一年。回望之下，不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个国家并不富裕的时代，文化和出版体现出非凡的责任和气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不是一句空话。

    选家和编辑的水平，造就了经典版本

    读本丛书，除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名剧，多数是选本，不仅要点校，还要求编选精当，注释准确。所以选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对此，人文社内部有一个机制，周绚隆概括为：“*，谁值得做；第二，谁能做。”就是说，先敲定经典作家作品，再据此寻找能够胜任的编选者，没有合适的人就先放下，绝不凑合。有些作品，社内编辑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陈迩冬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等；还有很多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人，皆为一时俊彦，像马茂元的《楚辞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夏承焘和张璋的《金元明清词选》等等，现在看都是很经典的选本。读本丛书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读书人的心头挚爱，它们手工绘图、书法题签、书卷气十足的装帧设计，也备受称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个习惯，为了维护品牌的严肃性，很多书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义，经过读者和社会检验后才能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像《红楼梦》在五十年代*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印行的。读本丛书的入选标准非常严格，1958年仅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数种列入丛书。这个规矩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只有经过读者和市场检验的书，才能戴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单品种面世。

    老一辈学者，怎样为了这套书殚精竭虑，学者型的编辑，怎样一字一词地校改，双方怎样反复沟通琢磨，留下许多事迹。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册七十年代《杜甫诗选注》的校样，上面写满了编辑戴鸿森先生的随文批注，以及编选者萧涤非先生的答复，两人切磋商改，细致入微，水平极高。古典编辑室的李俊仔细研读过这份校样，他说：“细读这些批注文字，戴、萧二人商榷学术的画面仿佛映现在眼前。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术研究在回归正轨的道路上谨慎探索，该怎么走？能迈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这本校样正是当年留下的足迹。”

    古籍出版和一般图书不同，即使出版了，工作也未结束。钱锺书的《宋诗选注》1958年面世，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封杨绛先生的书信，是钱先生去世后，她逐条订正《宋诗选注》的排印讹误。李俊编辑则用“此恨绵绵无绝期”来形容他改校样的感受——这句诗里的“恨”，是遗憾之意。造就一个经典版本，需要不断修订打磨，改正讹误，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一本书经过几代人之手，历时数十年，并不罕见。只要有需求，严格来说就没有终结之时。古籍出版所蕴含的精神，一如那部讲述编纂辞书的日本电影《编舟记》，精益求精，琐细平淡，无论怎样施以审美的目光，终究是寂寞的。

    当代人做选本，有自己的优势

    “文革”之前，列入读本丛书的书有十二种。据周绚隆介绍，丛书的出版在“文革”中放缓，但并未中断。“文革”后，古籍出版迎来新局面，读本丛书也在八十年代初呈现蓬勃之势。一批在“文革”中被搁置延误的书出版了，重新活跃的学术界贡献了一批新成果，还有一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像今天通行的人文版《红楼梦》就是这一时期面世的。

    近些年，读本丛书在不断地扩充和发展，一批唐宋以后的文选和诗选陆续加入。周绚隆概括为：“断的补齐，个别版本替换，有问题的修订。”古典编辑室重整规划，丛书下设三个系列：一是四大名著；二是历代诗选，如今从《先秦诗选》到《清诗选》已出齐；三是断代文选，有《唐文选》《明文选》《清文选》等。三个系列加上已有的词选、曲选、四大名剧等，结构更为平衡。

    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等几个选本很有名，如今由于版权原因，已不在读本丛书之列，《诗经选》更替为褚斌杰先生的选本。至于增补新书必然涉及的编选者问题，周绚隆说，要选择在某一领域有长期投入和深度积累的学者，“我们要避开那些特别忙的学术达人，掌握各种资源的学术组织者，他们是不会给你好好干的。”

    周绚隆认为，今人编选古籍，借助电脑和网络技术，能掌握和利用海量信息，学术研究几十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对作家作品和版本的研究大大细化，与纯粹靠记忆和学养的前辈学者相比，这些都是优势。“但我们的专注程度不如老一辈。另外，现在借助各种工具，互相参考，选本的独特性就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不过，选家的个性和经典性之间未必都是同步的，首先我们还是要追求经典性，不要遗漏重要作品，希望在保证经典性的情况下有一定独特性。”

    人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

    如今，读本丛书面临着新环境，国家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读者自发的兴趣和热情也在升温。“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明显感觉经典文学的经典版本，销量在持续回升。”周绚隆介绍说，去年人文社的“四大名著”平均销量都过了五十万套，业绩超出以往。而刚面世不久的读本丛书典藏版*辑印了5000套，很快就加印了。“如果是2000年前后，印5000想卖掉，就要费很长时间。”

    周绚隆觉得，随着网络的普及，读者对古典文学纸质书的依赖一度有所下降，“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读者重新开始关注有品质、有品牌的东西。我们再版读本丛书，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市场判断。”不过，他并不一味乐观，“必须承认，古典文学在全民阅读中的占比，跟过去比还是下降了很多，人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现当代作品，不管原创的还是引进的，有很多是消费品。但古典文学，即使很轻松的东西，在许多读者看来，也是知识性的，还是有一定的分量，不太容易接受。”

    *近，古典编辑室的葛云波写了一篇文章《如何识破机器人的“伪诗”》，他从作家韩少功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谈起。韩少功把宋代秦观的一首七绝和IBM的作诗软件“偶得”的一首作品并置，让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分辨，结果很多人“犹疑不决抓耳挠腮”。接下来，葛云波逐一分析了机器生产的这首诗的“不对劲”之处，实际上从字句到格律破绽都很明显。“熟读唐诗三百首，识破假作不用久”，葛云波觉得，目前并不是机器作的诗有多高明，而是我们自身阅读古典文学的经验不足，导致真伪莫辨。

    显然，积累这种经验，培育对古典文学的感受力，没有捷径，只能从*基本的阅读开始。历时六十余年锻造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就是一套打基础的书。曾经参与丛书工作的人文社老一辈编辑陈新先生认为：“时代变了，如今的出版社大多专注长篇大卷、总集、全集之类，对小打小闹的如选本等作品，基本上已无暇顾及，因此在书店中也很难找到新的古籍选本。但我认为，要弘扬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如果离开优秀的古籍选本，恐怕难以为功。不妨设想一下，一位普通的读者，哪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从篇幅浩瀚的总集、全集中去吸收营养，何况优良的古籍选本，并非真正没有市场。”

    让古典文学走出学院的藩篱，真正成为大众的精神营养，前辈们已经做出了示范，能否接续这个事业，就要看出版界、学术界的志向和能力了。比起学院内部的研究和积累，普及恐怕是更艰难、更重大的课题。

前言

导言

一

自来研究我国古典诗歌的学人，都习惯于以“汉魏”、“六朝”、“唐宋”等等朝代的名称分别那一时期的作品。这种名称虽然只是朝代的名称，但其涵义兼有某种特殊风格体制的意思。诚然，我们若是严格衡量，这种名称是用得不精确的。例如“唐宋”一词只是对“汉魏”“六朝”而言，才成为一个有统一意义的名词。若单就“唐”与“宋”而言，则唐宋之间，区别仍然很大。不仅如此，唐有“初”、“盛”、“晚”等等区别；宋有“西昆”、“西江”、“苏黄”、“北宋”、“南宋”等等区别。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

一般说来，宋诗自元明以至清朝，有时被人提起，有时就被人忘却。在明朝，有些著名的宋人诗集竟然不曾被所谓“通人”看过。其显著的例，如赵孟曾经写过一首黄庭坚的七古马诗，误以为是杜甫作。明朝的王穉登就说：“今日杜集中无此诗，可见是遗落了的！”如清朝袁枚批评王安石的诗完全搔不着痒处。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宋诗至少被忽略的情况。清朝末期，宋诗渐渐有抬头的趋势。（清康煕及乾隆间，宋荦刻苏诗，王文诰注苏诗，纪昀批苏诗。那是苏诗特例，不等于宋诗抬头。）有一时坊间所刻韵本，选了押韵脚的例子都是苏诗。苏诗在那时已成为时尚了。接着有所谓“同光体”的名号出来，宋诗越发流行了。所谓“同光体”，大概是归为两大流派，一派是以晚唐（尤其是李商隐、温庭筠、李贺、杜荀鹤等）的辞藻色泽作表面，而以有托讽、有内容的单行健举的笔力驱遣这种辞藻，名之为“宋骨唐面”；一派是专从“江西派”入手，而参之以韩愈、卢仝、孟郊等的逋峭艰涩的音调，却在艰涩之中仍存回甘的风味或兀傲的神情。总而言之，近五十多年来，说是宋诗复盛的时期，不大会错的。这又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

我不想在此详细叙述以上的两个问题。这本小书是黄山谷诗选。我只想就宋诗中与黄山谷有关的一些地方，在此略谈，作为初学黄诗的读者引路之助。

为什么呢？因为山谷在宋诗中，是一个特出的大家。他的诗在当时已经与苏东坡隐若一敌国。因之影响所及，学他的人非常之多。而当时吕居仁画出《江西诗派图》，甚至推他像个大教主一样，从而生出了“江西派”这样的名号出来。名号既立，毁誉遂多。拼命捧山谷的人，未必即真看到他的深处，搔着他的痒处；信口骂山谷的人又往往是不细读他诗的人。

平心论之，宋初的诗仍然是沿袭了五代以来晚唐诗的馀波，涂泽饾饤，纵极精工也是晚唐的假骨董。当时杨、刘的西昆体，实在是穷剥李义山的皮，烂嚼甘蔗渣。当时优人打诨，穿了破衣装作李义山出台说：“吾为馆阁诸公挦撦至此！”这的确是如实的讽刺。诗风至此，不容不变。所以梅尧臣、王禹偁、苏舜钦、欧阳修等人出来，或以写实的手法，或以流畅的笔调，老实自在的作诗。而旧的作风就逐渐烟消火熄，新的作风就日月经天了。从欧阳以后，王安石、苏轼实在是两大诗家。由于王氏的政治地位，文名相形得不重要了，遂使苏氏以在野的反对派，而专以文学大大显名。尤其苏轼的诗，在当时倾动天下。文学豪俊之士，归之如百川赴海。因此，其中特别出色的便成为“苏门四学士”。山谷即是其中之一人。但山谷虽并列四学士之中，而日久遂居四学士之上。他不能被“四学士”的名称所限，而与东坡并驾齐驱，成为“苏黄”了。很清楚的，革杨、刘之命要数欧、梅，继欧、梅而光大起来，就是苏、黄。苏、黄的力量，一直使南宋诗家，乃至南宋以后的诗家都直接受其影响。

山谷的诗在文学史上，既然是这样的地位，而他的诗又被一些捧的骂的闹得乌烟瘴气，所以今日，研究它，看清楚它，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负的责任。不揣浅陋，试作初探；订讹补阙，望之大雅！

二

黄庭坚，字鲁直，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宋仁宗庆历五年乙酉（1045）生。他的父亲黄庶是庆历年间的进士。一生都是做府和州的从事官，后才“摄知”（代理）了一次康州。因此他是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他的母亲是舒州李常的妹子。李家是一个比黄家地位还要高的仕宦读书人家。李常不但有学问，并且好藏书。苏轼曾为他的藏书作过记。此文今存东坡集中。因此，他的外家也是文化水平极高的。

他在幼年即有读书警悟的声誉。舅舅李常到他家来，随便取架上的书问他，他都对答如流。李常非常惊奇，说他真是一日千里。他的少年读书环境和基础是这样，所以他探求知识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六艺之外，更博涉老庄和内典，乃至小说杂书无不纵览。他生平在文艺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文章，如散文如古赋都学西汉人，骨力既强，法度更谨。他的书法成为宋朝四大家之一，称为苏（轼）、黄、米（芾）、蔡（襄）。他对于古代绘画的鉴赏力极高。当时的邓椿称颂他的评论古书画，有时比米芾还切实。他的小词也成为有宋的一家。这些，在此都不想谈论了。

宋仁宗治平三年丙午，他两次以名贡于乡。次年，神宗登极，他也以进士登第。登第后调叶县尉。次年为熙宁元年，他赴官。熙宁五年，举行学官考试。他试中了，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他在北京一直留到元丰二年，共计八年。这八年中他作了许多诗。当时的大佬文彦博非常器重他。然而在此期间，对他重要的，还是他和苏东坡文字结好的一件事。在元丰元年，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两首诗给做徐州太守的东坡，表示他的钦敬。东坡和了他的诗，并复了信，赞美他：“古风二首，托物引类，得古诗人之风！”这两位大文学家就是如此缔交，以至没齿不渝的。而他也因为有了这样的缔交，就在当时的政治上决定了他的关系，终身受其影响。

元丰三年，他改官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从汴京（开封）到江南赴官。他在路过舒州的时候，曾游三祖山山谷寺的石牛洞，喜欢那个地方，因取山谷寺名以自名。这就是他别号山谷道人的由来。到太和后居官三年。那时正是王安石新法中的盐法厉行之时。他在太和行了一些宽和适中的办法，老百姓很亲爱他。到了元丰六年，他被调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平县），一直到元丰八年的春天。这是他居外六年的一段经历。

元丰八年三月，宋哲宗即位，事实上是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王安石一派的新政势力跌落了，转移为司马光以及一切反王的旧派得势了。这年四月，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因此，他入京了。在京师一段期间，他的主要职务是修《神宗实录》。这一时期，东坡兄弟都做了朝廷显要。此外并有许多知友。所以交游文字，颇有乐趣。他初除为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告成，又升为起居舍人。后来他丁母忧，服除，被命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这一段时期，自元丰八年秋至元祐八年冬，一共将近九整年。

次年为绍圣元年，政局又改变了。因为宣仁崩了，哲宗此时已长大亲政。章惇、蔡卞等人做了宰执得势了。章、蔡是所谓新政的分子。他们这时乘势打击一切旧派的人。绍圣二年，山谷贬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黔州居住），后来又移到戎州。这是现今四川泸、叙（编者按：叙州即今宜宾）边境一带的地方，在当时是极边远险阻的处所。这一段时期是他生平艰难困苦的一段光阴，自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一共六年。

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崩，徽宗即位。自此时起以至于崇宁四年的六载时间，政局凡两次波动。初情况与哲宗初立时相同，由皇太后向氏听政。章惇贬了。旧派又有得势的倾向。但向太后听政只有七个月，徽宗就亲政。新派大起，旧派再落。这一次的所谓新派换了蔡京独当大权，目旧派为奸党，大起党祸。因之山谷也在这政海大波澜中初若起复，终于贬死。原来在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之时，他就被起复为宣德郎，监鄂州酒税。十月又被改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但他都请辞，并且不曾出川，只在戎州、江安之间。直到次春正月（建中靖国元年）方从江安东下。三月被改知舒州，又召入京。四月，他到了沙市以至过冬，请免恩命，求知太平州（州治在今安徽当涂）。次年（崇宁元年）春，回到老家。六月赴太平州，做了九天的官，又罢为管勾洪州玉隆观。这样，他就移到鄂州（今湖北武昌）住下了。这时候，与他同时贬到儋耳去的东坡，也自海外北归，已在常州逝去了。他在鄂州住到次年，被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山）。他的罪名是“幸灾谤国”。那时朝廷里有个执政的热官赵挺之和他以前有小小间隙，因之转运判官陈举为了奉承赵挺之，遂挑剔山谷在荆州所作的《承天院塔记》中字句，锻炼出罪名来。这年十二月十九日，他从鄂州起行到宜州去，至崇宁三年二月才过洞庭湖，五六月间方达宜州贬所。次年（1105）九月三十日，这位六十一岁的老诗人长逝了！

综观他的一生，以才德而论，东坡为侍从时即曾举他自代，说他“瓌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以官职而论，却从来未曾居高位，握大权；以思想上和文学上的造诣而论，他成就了一代卓特的大作家。在《五灯会元》第十七卷又说他“以般若夙习，虽膴仕澹如也”。这是略举一个轮廓。究竟怎样才能明了其中的所以然呢？为了研究他的诗，就不能不研究他的人；为了证明他的人，却又不能不向他的诗中看。因此在此小册中除了将每一首诗尽可能地加以说明之外，仍须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他的思想渊源，以及他诗中的特点等等方面再加若干探讨。

三

在宋仁宗以至于徽宗之初的一段时期内，乃至后来南京偏安局势形成，虽然因果推移，事势万变，但其根本的原因却早在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就伏下来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当时的统治者的赵匡胤定下“国策”，才奠定了两宋文治的根基，但同时也留下了积弱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由官僚逐渐造成，而养育官僚的即是赵匡胤自己。

原来他目击五代以来承袭唐季藩镇跋扈，武人拥立的祸根，并且他自己也就是以武人窃据军权，组织兵变，导演黄袍加身而攘夺到柴周的统治权的。对于作为一个统兵官的他，有利的形势，换到对于作为一个统治者的他来，就立刻变成危险的形势了。因之，他日夜所焦虑深思的中心问题，便是企图如何根绝这种形势以及如何保证巩固他和他的子孙统治权的问题。他在实现这一大企图上“成功”了。他的原则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而从几方面以具体的措施去实现：，以兵力对内，平定南方取得统一，而对外则放松而取守势，后“杯酒释兵权”以根绝武人篡位之祸。而“禁旅更代”制度的确立，更使任何地方的兵力都无从叛变。第二，更进一步，再积极地加重文臣的权力。中央宰执既有权力，而又用“台谏”钳制之。地方的首长不仅由中央委任文臣，并且同时还派副手如通判之类实行监察。后中外皆归大权于皇帝一人。这种文官全是由地主阶级中用科举、学校等方法选拔而来，成为宋室统治权的基础。培养扶持这班地主出身的官僚阶级，使之壮大临民，便是巩固皇权的好保证。第三由于这样的根绝藩镇之祸的军制，和培养地主阶级的官制，自然就生出与此相配合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来，以为营养的命脉。北宋的财赋，除了地方政府必需的经费之外，一概是经中央派出的转运使悉数直输朝廷的。食盐、茶叶、香类、明矾，以及酒类等等，都是朝廷专卖的。并且皇家、贵族、官僚、世阀、僧尼、道士等等又都是占有大量田地，享受种种特权的。他们将所有的负担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来。这就是北宋统治者集中财赋、厚待官僚，“思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馀”的财政制度的精神所在。

既然北宋的官僚在政治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重要阶级，且看他们受到具体的待遇如何吧。一个人只要做了官，朝廷就给他极优厚的俸钱，给他绫和绢穿着（例如宰相，春冬绫各二十四，绢各三十匹，丝绵一百两），给他米吃（宰相每月一百石），给他官房住，再给他“职钱”，再给他仆（傔）人的衣粮，再给他仆人的“餐钱”，再给他“茶酒厨料”，再给他“薪蒿炭盐”，再给他“饲马刍粟”，再给他“米面羊口”。巧立名目，愈出愈多。不仅如此，还要供给他歌舞的官妓。（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就劝石守信等拿“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北宋的官僚享受歌舞是极普遍的。因此遂产生了文学上宋词的特色。）不仅如此，他年老退官，还给他优厚的干薪，那就是著名的“恩礼”、“祠禄”。不仅如此，他死了之后，还要大量“荫补”他的子孙亲族！此外，还有许多皇帝逢时过节，郊礼庆典的大小赏赐更不胜枚举。尤其可诧的是这些官僚纵然犯了贪污不法等等罪行，也很少受到严肃的处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加之以对外的屈辱，金币买和所费日重，老百姓担负不起了。朝廷财政日益亏空；社会基础日益动摇。后来费用虽然日多，兵额虽然日扩，而军队的素质却愈来愈坏，外侮也愈来愈严重。因果循环，内外交迫，到了宋神宗即位以后，这种种危机使得王安石的变法成为必至之势了。

王安石的变法与清季康有为的“维新”，比勘起来，有许多异同之点，姑不详论；但在大体上我们今日不能不肯定这一运动在当时的进步性，尤其不能不肯定其有一定的成功。因为这一政治改革是符合当时要求的。

所谓新法，是通过中央总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研讨、决定，颁发全国施行的。其中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均输、方田均税等措施，针对了当时的财政，起了解救危机和培育新生力量的大作用；其中的保甲、保马、军器监、置将等措施，针对了当时军队的腐败、国防的废弛而起了重振旗鼓、抵御辽夏的大作用。在长期坚决执行这些政策之后，社会改革相当地合理地实现了。这使得地主、官僚和商人的特权利益受到限制。他们不能不也像老百姓一样地负担些赋税，而一般老百姓的负担未有增加。这样国库才充盈了，军队才坚强了。总而言之，由于这次的变法，赵氏皇权的命运方能赖以延长。这是毫不夸张的。

但是当时投入政治潮流中的大小官吏，真正公忠体国的人总是极少。若是无道德品质做基础，越是有才干的人越会拣当轴所喜欢的地方，逢迎趋奉，变本加厉地去干，以期达到他自己升官揽权的后目的。其显著的例，便是蔡京。蔡京本是“新党”，但他在顽固的旧党司马光当权的时候，能够做出使司马光兴的成绩来！然而树立元祐党籍碑的也就是他！至如吕惠卿，原事安石，后来倾轧安石无微不至，更不用提了。

这样的结果，便是利用王安石的新法起了极坏的相反的作用。剥削聚敛全国老百姓辛苦生产的财富，集中于朝廷，来做奢侈荒淫的消费。这就是后来从绍圣时章惇的执政起以至于宣政间的恶劣政治现象。从无耻的“花石纲”为例，无数破百姓家要百姓命的“纲”纷纷起来了。以至于蔡京“得君之专”的“丰亨豫大”的口号都出来了。穷天下之力以奉赵氏一家主仆的糜费。

至于在王安石当时，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所生的弊病，部分也是实在的。当时反对的理由如青苗取息过重，富人不愿借，贫人不易还，州县勒借；如丈量奉行不善，豪强阻挠；如均输保甲的扰民，也不是没有事实的。老百姓所受的痛苦是不能遮掩的。何况加之以官僚间参杂私人恩怨，因而诬蔑倾轧，报复不已！在这样公私复杂的情况之下，又安得而不越弄越坏呢？

再看反对王安石的人们，在当时是极多的。他们的反对理由，初也不是毫无见解的；但到后来便把王安石个人和新法混起来了，把本来的新法和变质的新法也混起来了。他们不问是非，不分前后，都只说坏不说好。到了此时，已经纯是朋党之争，不过表面上拿新法作幌子而已。当新法行时，满朝的旧臣大老，以司马光为显著的例，无不齐声痛骂的。元祐司马光再起，把新政不分青红皂白一切废弃，新法中的要人一切斥逐。即使同属旧派，也因意见不同而不得不分为“洛”、“蜀”、“朔”三党了。吕大防、刘挚的调停办法还未奏效，而绍述的局面已来。章惇为相的报复，更甚于司马光。及至崇宁间蔡京又将曾布挤去独专政柄，连曾布的一点类似调停的办法也废弃了，旧派在元符徽宗初即位时的一点转机也断绝了。

现在且不去研究党争的细节，只推寻旧派所以反对新政的原因，大概有如下的几样：，这一班旧人，或是勋贵，或是大佬，或是名流，不问其表面上有何差别，实际上都是代表大地主和特权阶级的。为了新政正好妨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定要反对。第二，在思想上，他们一直自命是正统的儒家，只有他们的传统守旧是正确的，此外什么都不能动摇其信仰。他们虽然在理论上如此，实际的条理却往往空疏，其结果施于政事只好因循。因此他们对于王安石的条理细密，笃实可行，不加研究就已觉得可恶，何况王氏更拿“古”和“经”来折服他们，等于拿他们的拳头打他们的嘴，那就不得不更流入意气而死争了。第三，由于王安石的大量斥逐勋旧大佬，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失势也必然反对新政。第四，由于新政中的许多坏人作了许多坏事，使反对者也根据事实振振有辞。

后还要略为提到苏轼在这里面的地位。

平心论之，苏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伟大不朽的，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异常有力的。但推寻他的生平，他对实际政治许多设施上远不如王氏的经纬。他在政治上的见解也是偏于空疏的理论的。但由于他的文学高，胸襟阔，应接一时豪俊，声名洋溢，附从众多，所以在当时政界隐然成为一派的领袖。他的领袖地位并非政治才能所造成，而是文学声望所造成的。以苏氏那种坚强的个性，加之以风发泉涌的文笔和风采照人的谈论，他在政治上当然是王派一劲敌。但也由于毕竟还是文学高，所以政治上的成绩少。

如上文所简叙的背景，取以与山谷生平的行事相对勘，我们自然就会看出他的真际来。

毫无疑问，他在文学上倾倒、肩随了东坡，因之在政治上自然被人看成是一个反王派。那时“士君子”交友是讲究死生不移贵贱不改的。只要是朋友，哪怕见解不同，到了患难之际，还是慷慨镇静与之同祸。即如当时的陈师道因为与苏、黄交好，就宁可斋宿受寒，也坚决不穿赵挺之的絮衣以至于因此而死。赵挺之还是陈的亲戚呢！山谷对实际政治上很少发表政见。以他的出身而论，自然也是维护旧势力的。但就他的著作寻检，他与东坡的见解却不一定相同。因此可以这样说，他与东坡的交情是生死不移的；但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却是独立的。这一点很重要。

正由于他出身于士大夫阶级，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的得失。这一切都在他的诗篇中丰盈地表现得无所不在。固然，当他初出为地方官之时，已是元丰五年，在王安石新政的尾期，他和王氏无甚大关系。正惟如此，他在太和描写盐法的病民那样深刻；他在王安石倒后叙述王氏的优点那样公平。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凭他那样一个不大的官儿，在新法盛时敢于不断地替老百姓叫冤；在旧派盛时敢于讼言王安石的“不朽”；更在黔州艰难起复之后，喊出“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的痛切之言。这是极伟大的人格在放光。这样例子，在他的著作中随时可见。这是他的文学中人民性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们古代士君子品质良的传统。我想，在任何时代，我们都会爱他敬他！

也正由于他出身于士大夫阶级，时代所限，他不可能自己否定他生活内容中的某些部分。他喜欢和香。他对歌筵舞榭也描画入神。虽然老了，他看见“国香”还是不免要作诗，以传达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爱好天然的情绪。我们既已明了他所生长的那个社会情况，对于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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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这本诗选是现代著名学者潘伯鹰的著作，作者精选黄诗一百五十余首，加以注释讲解，对黄诗的艺术特色和成就的分析非常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