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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收集了钱颖一在1987年至2003年17年间在中文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18篇文章。这18篇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连接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这本书在2003年首次出版，这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再版，是为了回顾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中，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是如何交织作用的。从时间点上看，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高涨时期。这些文章在发表时，曾有过一些反响，对当时人们思考改革有过直接的作用，对改革政策制定也许有过间接的作用。这本书记录了现代经济学如何被引入中国，如何被解读，并且如何被运用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这是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二版自序

版吴敬琏序

引言：论文写作背景

理解现代经济学

部分 市场转轨

市场与法治

政府与法治

激励与约束

目标与过程

第二部分 企业改革

企业理论

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关于公司化

第三部分 金融改革

激励理论与金融改革

银行和企业的财务重组

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的稳定与发展

第四部分 政府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

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

第五部分 创新创业

硅谷的故事

第六部分 相关学说

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

克鲁格模型与寻租理论

比较制度经济学研究前沿

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

致谢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级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 中文书著有《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大学的改革》（卷、第二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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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现代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我们把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本文中所指的经济学是按照国际惯例定义的经济学学科，即国内所说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两个“一级学科”名下的全部“二级学科”，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国际（世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经济史、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之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考虑某地某时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

值得指出的是，“自利”动机并不排除经济人（如父母）将他人（如子女）的福利作为本人效用的一部分所表现出的“利他”动机。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而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实际上却合乎情理和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Arrow and Hahn,1971;Debreu,1972），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1960 ），以及公司金融理论中的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成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做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用处，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魏茨曼（Martin

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的交往中有感而发。魏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为没有参照系而使自己的分析显得缺乏主线和深度。

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试举几例说明。例是供需曲线图像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轴和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以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以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第二例是萨缪尔森的叠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amuelson，1958）。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三例是S.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它是分析控制权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丰和梯若尔的非对称信息模型（Laffont and Tirole,1986）。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合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第五例是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银行挤兑模型（Diamond and Dybvig,1983）。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坏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作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

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

上述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被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经济学才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二、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前沿论文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empirical，又译作经验）研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的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的论证错误；或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谓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基础都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学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其三是运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数据中程度地汲取有用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得出定量化的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可预测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试举两例说明。例是张五常在20世纪60年代末有关佃农制（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了开创性论识（Cheung，1969）。后来，斯蒂格利茨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上的影响（Stiglitz,1974）。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比如，詹森和梅克林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Jensen

and Meckling,1976），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开创之作，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起飞。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农民和投资人雇用经理看上去不相关，一旦上升到数学模型，便都是激励、信息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它们原来是相通的。第二例是法玛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经理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想法。法玛认为，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出于今后职业前途考虑以及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Fama,1980）。后来霍姆斯特朗等人用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career

concern）对其激励的影响，发现法玛的猜想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Holmstrom,1999）。这才导致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和经理市场竞争这一课题成为目前公司金融学中的热门研究课题。以上例子说明，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知道利弊得失所在，而且还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实质相近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从而把研究从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

二是经济学家经常在用数学模型推导或用统计方法估计理论或实证结果后，再用非数学语言来概括。这可视作“后期产品”，比如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别是后者必须用非数学语言表述并落到实处才有受众，才可能有政策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的，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以及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受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是原创论文，而该学会的《经济文献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和《经济展望期刊》（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则都是综述性和介绍性的论文。后者虽然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都基于已发表的有数学模型的论文，而且通常还是由在这一领域资深的权威经济学家撰写。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读者可以将这样的论文“还原”成数学模型。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这里有两层含义。层含义是，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学想法（idea）是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学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就像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混同起来一样。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

更深的一层含义是，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或对已有理论的检验，或发现已有理论尚不可解释的新的经验证据，都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和导向来进行的。这与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实证分析不尽相同。比如，在社会学中，许多实证分析并没有一致的理论基础，又比如，通过估计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了解事实。而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大多基于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统计学的重要方面。

因此，在本质上经济学不应同数学相类比。经济学同物理学相类比则更为恰当，因为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而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验。而数学理论是不需要用数据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很不同的一点是，除极少数情况外，经济学无法像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因此，相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做推断。这可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两个特点。其一，经济学对假定的现实性非常关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著名的有关假定不重要、只要预测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其二，这也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中超越现实的数学推理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终而论，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作为整体必须瞄准事实，与经济现实相关。

以上讲的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一般而论，但特例总是存在的，两个的例子便是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Ronald

Coase）和纳什（John Nash）。在一个，科斯定理是一个被称作定理但是并无数学模型的原理。虽然它没有借助任何数学模型，但是逻辑推理步步严密、丝丝入扣。科斯定理改变了观察问题的通行视角，建立了分析产权和政府干预的新参照系。在另一个，纳什是一位数学家，“纳什均衡存在性”（Nash,1951）和“纳什谈判解”（Nash,1950）都是数学定理。但是它们在经济问题上应用广泛，成为博弈论的基本分析工具。有趣的是，科斯一直在法学院任教，而纳什从未离开过数学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个的特例，不能任意推广，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本文的30多篇参考文献中，不少是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中的经典论著。我们从中不难发现，，除个别外，这些论著都运用数学（或基于运用数学的论文）；第二，除个别外，它们都论述经济学而非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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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钱颖一，*亲自推荐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国内外公认的一流经济学者。

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钱颖一总是与中国改革同行，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当改革大幕初启，他远渡重洋，探寻现代化之道，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者；

当改革如火如荼，他频繁回国讲学，为改革建言献策；

当中国呼唤更多杰出人才时，他放弃国外一流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回国投身教育事业。

媒体评论

专家推荐：

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上，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吴敬琏

前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自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虽然在类似时间长度中的类似增长速度的经济发展已有若干先例，但是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取得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史无前例的。

 自然地，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将伴随2018这一年。这个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毕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读。从学术上讲，这其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中，现代经济学（也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和作用。

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恰好是现代经济学被逐步地、系统地引入中国的40年。由于两个根本性原因，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有着必然的关联：，现代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学问，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管这个市场经济是如何具备“中国特色”，它的本质应该是市场经济。所以，以现代经济学来理解经济改革是不可或缺的。第二，现代经济学也是一套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看问题的视角，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是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个人的理性，资源的稀缺性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个人的理性是现代性的基石。由于改革的方向是现代性，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是有意义的。

本书收录的是我在1987—2003年17年间在中文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18篇文章。从时间点上，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高潮时期。这本书在2003年首次出版，这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再版，是为了回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是如何交织作用的。为了尊重历史，这次再版时除了个别专有名词的翻译为了统一而有所调整之外，文章一律保持原样。这些文章在发表时，都曾有过一些反响，对当时人们思考改革有过直接的作用，对改革政策制定也许有过间接的作用。记录现代经济学如何被引入中国，如何被解读，并且如何被运用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这是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18篇文章就是一种记录和一种说明，它们记录和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密切关联。

本书文章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三类。类文章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学理，包括篇《理解现代经济学》和第六部分中的四篇。《理解现代经济学》写于2002年，把现代经济学当作一种思维方式，它包括视角、基准、分析工具。这不仅是我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心得体会，也是运用现代经济学从事研究，特别是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心路历程。第六部分中的四篇介绍的都是现代经济学中与中国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学理，其中信息经济学与比较制度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寻租理论为分析腐败提供了权威性的分析方法，而科尔奈对苏联东欧经济改革的深刻分析，为思考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比较和启发。

第二类文章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整体现实问题，包括部分中的四篇。这四篇的写作背景是在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后，市场化改革已经起步，但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尚未建立。这些文章并非完全照搬经济学的现有结论。事实上，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学中并没有现成公式。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有基本原理，但是基本原理对从计划经济起步的转轨过程的运用，并没有现成文献，这并不为奇。按照发表时间顺序这四篇文章是：《目标与过程》《激励与约束》《政府与法治》《市场与法治》，这些文章探讨的问题在现在仍然具有思考价值。

第三类文章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方面，对应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分别是企业、金融、政府、创业。这其中既有对现代经济学前沿的介绍，比如企业理论、公司法、金融监管，也有对经济发展前沿的介绍，比如美国硅谷，但更多的是对中国当时改革问题的思考。这些文章本身说明，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结合，既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改革走过和正在走的路径，也帮助我们推动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沿着成本更小的路径前行。

一些人把现代经济学误解为一种“观点”或一个“学派”，然后发现其与中国改革之间的差距，并以此为依据论证现代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特别是它的成功和特色，确实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直接或马上与现代经济学文献中的结论挂钩。由此便引出各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有的挑战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的挑战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只要是认真严肃的讨论和争辩，都属于正常。

的确，现代经济学是在不断发展的。比如，行为经济学就是对个人理性假设修正下的理论与实证。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方面的贡献，就说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受到的认可。

2017年，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其中收录了我在1995年至2017年间发表的文章78篇。这次中信出版集团再版《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其中收录我的文章18篇。这两本书加起来共计96篇文章，算是我作为一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经济学者，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份回馈。

书籍介绍

这本书收集了钱颖一在1987年至2003年17年间在中文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18篇文章。这18篇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连接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这本书在2003年首次出版，这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再版，是为了回顾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中，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是如何交织作用的。从时间点上看，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高涨时期。这些文章在发表时，曾有过一些反响，对当时人们思考改革有过直接的作用，对改革政策制定也许有过间接的作用。这本书记录了现代经济学如何被引入中国，如何被解读，并且如何被运用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这是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