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忧：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及北宋政局 范仲淹手迹+精美宋画插图 随书赠董其昌书作《岳阳楼记》长卷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主线是讲述范仲淹传奇的一生，重点再现了范仲淹近三十年政治生涯的三个阶段：初始阶段（1028—1038），政坛三起三落。他曾因直言上书、被人诬陷勾结朋党，三次被贬，但他从不在意个人得失，所到之处，不仅继续向朝廷提出各种改革意见，还一心一意为人民做实事。第二阶段（1038—1043），御守边疆。1038年，西夏元昊登上王位，随即发动了对大宋王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西北边境压力陡增，范仲淹被重新启用，负责西北军政事务。他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行兵制改革，提升军队战斗力，团结羌、吐蕃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固城防、修建城堡，从而保证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第三阶段：庆历新政（1043—1045）。1043年，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着手清除弊政的改革——庆历新政。范仲淹陆续提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等改革意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领域。当改革生现成效之时，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被扣上了朋党的大帽子，改革很快被叫停，范仲淹再次被贬到地方，直至去世。

范仲淹布衣时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书院为严师，在边疆为名将，在朝廷又为良相，如此全能又完美，他是如何做到的？本书用优美的散文笔法，生动感人的历史细节，带入感十足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360度全方位立体呈现一个人格独立、文武双全又充满家国情怀的范仲淹。

本书在叙事过程中还穿插讲述了北宋的官僚体系以及这些体系背后蕴藏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讲清了北宋君臣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来龙去脉，从而解答了庆历新政为何会从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改革走向意气和任性终陷入政治纷争的。另外，本书也讲述了宋、辽、西夏三国间的外交、军事始末，介绍了北宋独特的军事制度，从而让读者明白北宋军事孱弱的症结所在。

目 录contents

章 山深自有道 .......... 1

第二章 君子何所忧 .......... 91

第三章 谁将补天裂 .......... 171

第四章 云帆难济海 .......... 269

第五章 所不朽者万世心 .......... 347

     鲍坚，福建省永泰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出版长篇小说《清风有骨》、散文集《无非世事》，发表长篇小说《俯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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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能够洗去人们心中的烦忧。

这是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的六月。自去年十二月被贬出京城、今年四月到睦州任知州以来，范仲淹次有了超然物外、心旷神怡的感觉。

小船于清晨的卯时从睦州的治所建德县出发，在新安江上顺流而下。去往桐庐县的五十多里水路，只用了一个多时辰。

大约刚出建德界时，轻蒙的细雨倏然而降，一路与小船伴行，待到桐庐的江岸映入眼帘时，却又飘然而去。三三两两的竹篷渔船在开阔的江面随波摇动，几只鹭鸶缩着长颈静静地看着其他同伴争抢嘴里的鱼，并向主人报功。渔夫们大多在收取昨天夜里布下的渔网，网中那些将将露出水面的大鱼小鱼在跳跃中向辛勤的渔夫们展现晨曦里醉人的鳞光。唐朝诗人张志和曾这样描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源自生活，那些捕捉到生活点滴、感悟自生活喜忧并将它们用优美而有韵律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诗人。

新安江自歙州黄山山脉发源，一路东流，在浙西进入睦州的桐庐界内，更名富春江，东行至萧山闻家堰，再更名钱塘江，直至入海。千里之江，美富春。范仲淹伫立船头，全身心沉浸在这青山绿水之中。

遥望前方，淡雾满江。两岸青山丘陵起伏，无百尺高崖之险，有花锦碧玉之秀。江鸥掠过在水面上悠闲觅食的野鸭，直插入云；江雾在半山腰依山形曲绕，随风徘徊。近江翠竹外，远山青松里，斫斫的伐木声刚刚停歇，樵夫的喊山声紧接而起。

这种仙境般的山水，当有不凡之人徜徉其间。若非飘然似仙、沁人心脾之佳丽，则必为博古通今、冷眼红尘的隐者。屈原的《九歌》唱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不知他咏颂的是窈窕佳人，还是高洁之士？

此行是范仲淹到睦州之后的次出行，但意不在追慕什么佳人，而是要寻访一位已经作古千年的高士之遗风。这位高士名叫严光，字子陵，东汉初年人。

严光是东汉开国之主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好友。西汉灭亡后、东汉建立前的王莽天凤年间，年少时即有博学之名的严光游学到了京城长安，与当时在长安求学的刘秀相识、相知。刘秀读书，重在通达大义，不拘字句小节，而严光则皓首穷经，务求甚解，且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因此深得刘秀的敬重。后来二人分别，严光继续他的游学之路，而刘秀则起兵推翻王莽的新朝，登基称帝，恢复汉室，建立了东汉政权。

东汉建立之初，天下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刘秀思贤若渴，想起了严光，于是派人寻访，终找到了隐居的他。但是几次派人携带重礼请严光出山，都被严光拒绝。

刘秀的使臣第三次见到严光时，带来了光武帝的亲笔信。这封流传后世的《与严子陵书》字句不多，却情真意切：“虽然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君主，必有召请不到的贤臣，可是朕怎么敢以子陵为臣子呢？只是大业刚定，百废待举，我治国之艰难如同在春天徒步行走于黄河的薄冰之上。当年绮里先生都不轻看高祖皇帝，难道子陵就轻看朕吗？”

信中所提“绮里不少高皇”之事，是一个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

秦朝末年，绮里先生与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四位著名学者都是秦朝的博士官。汉朝建立后，他们不愿出仕，多次谢绝汉高祖刘邦的聘请，长期隐居在商山，人称“商山四皓”。高祖刘邦见太子刘盈天生懦弱，而次子赵王如意聪明过人，就有废刘盈而立如意的念头。一天，高祖到太子宫中饮宴，见太子背后站着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问方知是屡聘不出的商山四皓。如此高人不愿出仕，却俯首甘为太子的宾客，这让刘邦心中惊异不已，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于是打消了废黜刘盈的念头。光武帝刘秀将严光比作绮里季，既是称赞严光才华如绮里季，也表达了他对严光的敬重如同高祖对绮里先生之意，更委婉地希望严光不要让自己如同高祖一般因贤士久召不来而深怀遗憾。

严光推辞不过，于是来到京城洛阳。刘秀当即把他接进宫中，谈古论今，晚上则留严光在宫中，同榻而卧，一如旧时之谊。

次日，主管天文的太史令奏报：臣昨夜观察天象，见有客星侵犯帝座星。

宇宙天象中客星侵犯帝座星的星象，对应在人世间，就是皇帝遭遇外来危险的征兆。光武帝闻说大笑道：“是昨夜朕邀子陵同榻而眠，子陵夜半熟睡时将一腿横在朕的胸口，仅此而已。”

不久，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但严光无意于官场，坚辞不就，终离开京城回到南方，隐居于富春江畔，耕读垂钓，终老林泉。

如今范仲淹脚下的这片坐落于桐庐县旁富春江北岸的小土平台，就是当年严光先生的垂钓之处。大约一亩地见方的高台，半是葭苇，更有无名的野花星罗棋布。如果不说，几乎没有人会将这个钓台同千年之前一位著名皇帝与一位著名隐士的那一段交往联系起来，更不必说能够引发面对江山忆古人的感怀了。

古往今来，有才华的人，做大官、留显名的居多，自甘清贫、不求名利的是少数。即便是严子陵的事迹，人们传颂的是光武帝的礼贤下士，羡慕的是严光的无上荣光，慨叹的是自己的怀才不遇。而他的事迹所反映的独立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却渐渐被淡忘。

任何一个时代，追逐名利的人必然是多数，这是人的本性，只要不侵害他人、不危害国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能够面对高官厚禄而不为所动的人连一个都没有，或者社会的时尚是耻于清贫甚至嘲笑孤高，那么这个时代必然是功利的时代。功利的结果，是不知廉耻。不知廉耻的结果，是社会的又一次动荡、民生的又一次摧残，甚至是政权的又一次更迭。

范仲淹静静地站在钓台上，望着江流无声地向东而去。

他一生敬佩严光。子陵先生面对功名，没有一丝心动，飘然而去。那种心静如水的境界，那种我自孤独的潇洒，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上古的隐士许由听到帝尧想禅位给他的话，飞奔到河边濯洗耳朵，以示不为功名所污，但这只是传说而已。严光是现实中的许由。

但是，他又不能效仿严光。如果人人都怀才而隐，那么谁来报效国家、安济苍生呢？

严光的精神，在于淡泊名利而不是如浮云自欢。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孟子说过：读书做人，应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什么是达？为官从政，身在高位，就是达。这个时候，应当尽自己之所能，为国为民做些好事。什么是穷？宦海沉浮之中，难免遭遇争权夺利之人、争名夺誉之事，一旦遭受谤讪挫折，贬官削职或赋闲无事，即为穷。这个时候，尽量做到不悲不戚、豁达无怨。寄情山水之际，还能关注国家的兴盛、感悟人生的道理；饮酒垂钓之余，还能读一些圣贤诗书、教几个懵懂少年。

当然，这些都是难以达到的境界。如果人人都能做到，现实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以升官发财为人生主要目标、以夤缘钻营为主要手段而混迹官场的人了。

范仲淹自己又能不能做到呢？

2

自大中祥符七年（1014）进士及第至今二十年，范仲淹在仕途上已经经历了两起两落。

次起落，是天圣七年（1029）的事。

就在天圣六年（1028），担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的朝廷重臣晏殊向朝廷推荐范仲淹担任秘阁校理，使范仲淹跻身馆职之列。

秘阁校理品级不高，主要职责是朝廷文书和史籍的校对，但却是人人羡慕的职务。秘阁和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是皇帝重要的文秘和编史机构，是朝廷培养人才的重要之地。秘阁的校理官和其他三馆院的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统称馆职。一旦担任馆职，即被天下士人视为有德行、有名望的“清流”。他们是朝廷未来的栋梁。

南京留守晏殊是南京应天府的长官。晏殊是著名才子，七岁就能写出优美的文章。十四岁那年，知州将他作为神童推荐给朝廷。当年十一月，恰逢皇帝考试全国进士。进士是已经通过尚书省礼部考试的人，他们还需要接受殿试即皇帝的亲自考试，殿试及格者被授予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的身份，这才算终登科，步入天下士人心目中为官从政的正道。当时，真宗皇帝让晏殊同一千多名全国各地的进士一起参加殿试，十四岁的他气定神闲，援笔立就，震惊朝廷。其中有一道试题下达之后，晏殊禀告：“此题晏殊以前曾经做过，还请陛下另行出题。”真宗皇帝十分喜爱他的才华和诚实，当即赐予他同进士出身，即相当于进士出身之意。因他年纪尚小，又让他在秘阁继续读书。少年即得天子知遇，使晏殊后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晏殊的才华充分体现在他的诗词上。他是宋词婉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千古传诵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即出于他的手笔。

晏殊是一年前的天圣五年（1027）就来到南京的。来南京之前，他在朝中担任枢密副使。枢密副使是朝廷掌管全国军事的机构枢密院的副职，是皇帝的宰辅之一。

宋朝的宰辅大臣主要由政府和枢府（通称两府）的大臣组成。政府处理政事，主要成员是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和参知政事。中书、门下，是指负责拟定决策的中书省和负责审核决策的门下省；平章之意是处理。在中书、门下两省处理国家大事，这就是宰相。参知政事则相当于副宰相。枢府指的是枢密院，是掌管军事的机构，首长是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职是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政府和枢府相互之间两不过问，政府大臣的品级略高于枢府。两府大臣又通称宰执，即宰相和执政之意。

天圣五年的三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任命张耆为枢密使。身为枢密副使的晏殊对刘太后的任命表示反对。晏殊反对的原因并非他本人觊觎枢密使的位子，而是他认为张耆能力平庸。这让刘太后很不高兴，因为张耆是刘太后的心腹，当年刘太后落难时在张耆家幽居了十来年。刘太后随即找了个小错将晏殊罢免，让他到南京担任留守。

南京是大宋的福地。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前，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的治所所在地是宋州，大宋的国号即来源于此。宋州在东京开封的东南二百余里，古称睢阳，是远古商朝的发祥地。宋太祖建立大宋后，因宋州是大宋应天顺时的吉祥之地，故将其改名为应天府。府是与州同级但地位高于州的行政机构。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将应天府升为南京，和西京洛阳一起作为首都东京开封的陪都。

南京有个应天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睢阳的一个读书人杨悫所创办。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黑暗的时代，其黑暗之处不仅在于政治腐败，更在于知识的无用和当权者对百姓生命的无视。如果仅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民生的关怀来衡量，那么宋朝无疑是中国历清明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再黑暗的年代，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忘将先人心血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杨悫办学之初，没有几个生员，倒是邻家有个少年天天在学堂外听他讲课。学生们背诵课文时，邻家少年也自言自语，听起来比一般学生还精熟。杨悫觉得惊异，询问后得知他姓戚名同文，于是收他为弟子，不久还将小妹嫁与他。戚同文从学于杨悫之后，更加勤奋，学得了满腹经纶。杨悫劝他去依附那些坐镇一方的诸侯，谋个幕僚之类的一官半职，以免辜负了一腔学问，戚同文却答道：“长者不仕，同文也不仕。”长者指的是杨悫，戚同文愿意终身陪伴老师。后来，杨悫去世，戚同文继承杨悫遗志，尽心教授，竟将应天书院发展成为宋朝的四大书院之一，许多人不远千里来书院求学。他培养的学生，在宋初进士登第的达五六十人。应天书院由杨悫创办，却是由戚同文发扬光大的。戚同文为人纯朴，崇尚信义，乐善好施。平时在乡里赈济贫困，自己却不积财富，他常说：“人生以行义为贵，要财富有何用处！”远近之人无不推崇他，与他往来的也都是一时之名士。

到了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时年二十二岁的范仲淹来到应天书院求学，这时书院是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在这里，范仲淹用心苦读，夜半和衣眠，晨起伴鸡舞，几年之间不仅精通了儒家经典，更把握了戚同文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精髓，将学问同安邦治国紧密结合，开创了宋朝思想界的“高平学派”，开启了繁荣昌盛的宋朝思想界各学派的诞生和发展。当然这是后人对应天书院和范仲淹高平学派的总结和评价了。

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六岁的范仲淹作为应天书院的生员赴试，终进士及第。

当天圣五年晏殊被贬到南京担任留守之时，范仲淹正因母亲去世而从知县的职任上离职，在家守丧。晏殊到任后，重新修缮了应天书院，广聘名师到书院执教。他久闻范仲淹之名，于是延请他到书院教书。

十几年后，被后人称作“宋初三先生”的三位宋学大师对范仲淹以弟子自居，他们是胡瑗、孙复、石介；几百年后，人们将范仲淹视为宋学的开山者。这一切都缘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一年多的执教生涯，以及他平生诲人不倦的精神、平易近人的品格、爱才如玉的长者之风。据史书所言，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儒家六大经典，范仲淹都精通，其中尤其精通《周易》。因此，四方学者辐辏而至，从学于范仲淹。学子中有家境贫寒的，范仲淹就用自己的收入资助他们。

在应天书院执教一年后的天圣六年，朝廷的馆职出现空缺，于是晏殊向朝廷推荐了范仲淹。根据官员举荐制度，晏殊属于少数有资格举荐馆职人选的高级官员。

宋朝的举荐制度是阳光之下的人才进身之道，虽然阳光之下也会有卖放私情、徇私舞弊的事。官员的提升，如果有清望官以上的资深官员担保举荐，可以降低对被举荐人的考核要求，甚至越级提拔。同样阳光的是，任何一个官员都可以用事实和证据对另一名官员的提拔提出反对意见。在宋朝的大多数时期，举荐制度并不是一个给人以结党营私机会的官场游戏。被举荐之人如果犯罪，他的举主，亦即当初举荐他的官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被降职或加以其他形式的处罚。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京城开封府的户曹参军吕楷在审理一起百姓纠纷时受贿放私，被削去官职，发配衡州。时任益州知州的皇帝近臣、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曙在担任开封知府时举荐过吕楷，因此受到降职处分。在大宋，因举荐不当而被处分的人不在少数。

晏殊的举荐，使范仲淹从一名普通的州县官员，一跃而成为名流、清望官。范仲淹因此终生以门生自居，将晏殊视为老师。其实，晏殊比他还小两岁。

但是，范仲淹在朝中待了不到一年，就被贬出朝廷。因为他同晏殊一样，也得罪了刘太后。

太后刘娥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以至于后来的民间艺人对她的经历津津乐道，流传至今。

刘娥本是将门之后，祖父是五代时期后晋、后汉两朝的高级将领，父亲则在大宋建立后的太祖朝担任过中级军官。刘娥生于成都，出生不久，父亲奉命出征，战死沙场，留下孤女寡母无以为生，只好回到刘母的娘家寄居。为了谋生，刘娥自小学了一手击鼗的手艺。及笄成年后，刘娥嫁给了成都的银匠龚美。不久，夫妻二人从成都来到京城开封，龚美给人打造银器，刘娥则在街头击鼗卖艺。或许是为了便于谋生，他们对外以表兄妹自称，而不是夫妻。

鼗是一种小鼓，鼓的两旁系着一对灵活的小耳槌，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民间俗称“拨浪鼓”。击鼗是大众化的娱乐表演，有些俗趣，但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倾心之处。如果有，那必定是因为表演者而非这门手艺。刘娥虽自幼贫穷，但天生丽质、聪明可人，表演时绘声绘色、眉目有情。因此，虽然从业低贱，刘娥却颇受听客喜爱，并逐渐在京城的艺人圈中美名传扬。

至于龚美，因为打造银器的手艺颇为精熟，并且为人和善，在顾客们中间也有些人缘。其中一位顾客，是襄王府的卫士武官、指挥使张耆，他就是多年后担任枢密使却被晏殊反对的那位官员。

襄王就是日后的真宗皇帝，此时他尚未婚配。襄王常听说蜀女貌美，因此让府中亲随物色一名蜀女作为侍姬。在亲随们熟知的为数不多的蜀女中，谁人美？当然是刘娥。于是，刘娥成为襄王的侍姬。当然，襄王选中刘娥，刘娥成为襄王侍姬，是两厢情愿甚至是三厢情愿，因为还得龚美愿意忍痛割断情愫，让刘娥进入王府。从此，刘娥忠心地做了襄王的女人，襄王对她也是十分宠爱。刘娥虽然富贵了，但不忘龚美的情义，于是龚美改姓刘，刘娥认他为兄长。

刘娥进入襄王府的初几年，处境其实并不好。襄王的乳母秦国夫人为人严厉，她认为刘娥出身低贱，于是向太宗告状。太宗也认为襄王此举有失身份，责令他将刘娥逐出王府。襄王不得已，表面上将刘娥赶出王府，暗地里却让刘娥寄居在张耆家。选择张耆家作为避难之所，一是因为张耆是襄王亲信，为人忠诚可靠，平时襄王与刘娥偷偷相会也不用担心泄密，二则也因为张耆与龚美是好朋友。但这可苦了张耆。为了避嫌，他不敢回家居住。这一避就是十几年，直到太宗驾崩，襄王变成了真宗皇帝。

真宗一登基，就将刘娥接进宫中，先封她为美人，不久晋封修仪，再晋封德妃。

在这之前的十几年间，襄王娶了两任王妃。任王妃在婚后六年去世，第二任王妃郭氏在真宗即位后被册立为皇后，但是不久也撒手人寰。因此，真宗得以专心宠爱刘德妃，并想立她为皇后。

但是朝中群臣反对立刘德妃为皇后，理由有两个：出身低贱、没有子嗣。出身低贱不算是太大的问题。宋朝的人并不太讲究家庭出身、门当户对，为人正派、品德高尚是赢得尊重的重要因素。要说出身，太宗、真宗两朝的宰相张齐贤未发达时还曾与盗贼称兄道弟呢。因此，没有子嗣是刘德妃当上太后的主要障碍。此前，真宗的后妃们为他诞下五个儿子，但都夭折了，所以真宗至今没有子嗣。谁要能够为皇帝生下一个儿子，那是为国家解决了重大问题，自然就有资格当皇后了。

于是突然有一天，刘德妃生了一个儿子，真宗为他取名赵受益。虽然朝中有些重臣心有疑惑，但终究挡不住真宗立后的决心。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十二月，年过四十、历尽艰辛的刘德妃终于苦尽甘来，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

天禧二年（1018），皇子受益被封为升王，立为太子，改名赵祯。天禧四年（1020），真宗病倒，难以处理朝政，上呈给他的政务实际上都由刘皇后代他处置。不久真宗病情加剧，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下诏：由皇太子赵祯在资善堂听政，皇后从旁辅助。

这样又拖了两年。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终于病逝，遗诏让十二岁的皇太子赵祯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权取”，暂时听取之意。国家大事，暂时由皇太后处理，但暂时到什么时候，遗诏没有指示。

刘太后是个十分聪慧的女人。她在张耆家幽居的十几年间博览群书，增长了不少见识。真宗即位后，常将她带在身边辅助处理一些朝政，也使她有所历练。真宗去世时，新即位的仁宗皇帝年少，这给刘太后提供了一个展现才能的大好机会。自此，刘太后与仁宗在承明殿共同听政。承明殿御座前挂着一片珠帘，刘太后与皇帝共同坐在帘后，皇帝在左，刘太后在右，所有大事都由刘太后终决定。

许多人一旦掌权，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两个弱点：一是为亲人、为亲信谋私利，二是迷恋权力。刘太后也是如此。

刘太后出身贫贱，除了兄长刘美，家中没有什么依靠。因此，她总想培植几个亲信，尤其是有学问、有出息的亲信。

她首先想到的是攀亲。

次攀亲，是真宗皇帝亲自出面。一天，京城开封知府刘综奏事完毕，真宗没让他走，与他东拉西扯好一阵后道：“卿是后宫的亲属，朕已决定给你升职，你应该知道了吧？”卿是皇帝对臣下的爱称。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所属高级长官称卿，或许这是后来皇帝以此作为对臣下爱称的由来吧。

刘综一听，变色道：“臣是河中府人，出身孤寒，从来没有什么亲属在后宫！”真宗听了颇为尴尬。

第二次是刘太后自己出面攀亲。她这次看上的还是一位开封知府，名叫刘烨。刘烨与他的父亲刘温叟都是很有名声的官员。一天，刘太后单独召见刘烨，对他说道：“听说卿家一族兴旺十几代，我想借卿的家谱看看，也许我们是同宗呢！”

刘烨听了，连称“不敢”。可是刘太后兴趣盎然，一直问个不停。

看这架势难以化解，刘烨忽然跌倒在地，半晌起不来，躺在地上说自己风眩发作。刘太后无奈，让人扶他回家。

这两个读书人可知是相当迂腐的。不过，有一个读书人很聪明，很早就与刘太后攀上了亲，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攀的。这人就是钱惟演。

钱惟演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的儿子。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割据东南一带、建都于杭州的吴越王钱俶迫于太宗的压力，向大宋纳土称臣，结束了吴越国七十二年的历史。钱俶携子离开杭州，来到京城开封寓居。钱俶在吴越国是个爱民之君。他到开封后，家乡的百姓为祈求上苍保佑他们善良的君主，在杭州的宝石山上建了一座宝塔，后人称其为保俶塔。但宝塔没能保佑钱俶，他同战败亡国的南唐后主李煜一样，死于太宗皇帝赏赐的巨毒牵机药。

出身高贵，并且年轻时就才华横溢，使钱惟演在真宗朝受到重用。后来他在仁宗朝更是官居枢密使，名列宰执重臣。

钱惟演成为刘太后亲戚的方式很简单。当年太后刘娥未发迹时，刘美替钱家打造银器。银器没打造完，真宗皇帝看上了刘娥。于是，钱惟演立即转变身份，将女儿嫁给了刘美，成为太后之兄的岳父，并将刘美没打造完的银器都送给了刘美作为新婚之礼。

钱惟演是刘太后一个有身份的亲戚。他的出身使得刘太后能够对他顺水推舟地加以关照。但刘太后想要关照其他的亲戚、亲信，就需要施加点压力了。

比如，刘太后想提拔刘美的女婿为侍从官，但屡屡为宰相王曾所阻挠。好在王曾不可能天天都盯着此事。一天，王曾生病在家，于是刘太后抓住这个机会，立即让执政大臣任命刘家爱婿为龙图阁待制。

还有一次，在荆南任驻泊都监的王蒙正横行霸道，知府打算将他绳之以法。虽然驻泊都监是当地驻军的督察武官，而知府是帅臣，以文臣为帅制约武将是祖宗家法，天经地义，但王蒙正是刘太后的姻亲——他的女儿嫁给了刘美的儿子。因此没过几天，知府就被调离荆南。

至于刘太后其他一些袒护亲信之事，如将侄儿的门人奴仆都封官，身边的宦官到地方横行不法也无人敢言等，时有发生，不一而足。

但是，太祖曾经立下皇亲国戚不得干政的规矩，使得刘太后的偏爱也罢，袒护也罢，都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地步。

倒是刘太后的恋权，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

仁宗即位后，改元天圣。天圣五年的元旦，刘太后在会庆殿接受百官朝贺。会庆殿是皇帝接受朝贺、赐宴群臣的地方，一同朝贺的还有契丹专门派来向仁宗祝贺新年的正旦使。契丹也就是大辽国，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澶渊之盟后，大宋和契丹结为兄弟，因此每逢重大节庆和事件，两国都派出使者致贺、致意。两国之间的使者往来络绎不绝，往往一个使者未完成使命，另一个使者又带着新使命到来。

会庆殿上，当着群臣和契丹使者的面，仁宗皇帝向刘太后跪拜贺年。皇帝与群臣一起向刘太后跪拜，似乎有些不妥，但事前、事后没有人提出异议。

天圣七年的冬至，群臣向刘太后祝寿。

冬至是一年中的主要节日之一，皇帝每隔三年要在这天到南郊的圜丘行祭天之礼，祭天之后遍赏群臣，有资格的官员还能在这天向皇帝请求推恩，也就是请皇帝给自己的子弟、亲戚甚至门生赏官或者提职。每一年，皇帝还会在冬至这天在会庆殿赐宴皇家宗室成员，并大赦天下。普通百姓不见得能够得到皇帝的什么恩典，但冬至时节也是家家团圆，一片喜气。

负责礼仪规矩的太常寺提出了向刘太后祝寿的礼仪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冬至这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百官在会庆殿向刘太后贺寿，依旧行跪拜之礼。

礼仪制度曾经是几千年来中国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在那个时代，礼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行为规范，还是一种道德约束。即使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也会将基本的礼仪融入到生活之中，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而那些自认为有道德修养的士大夫，则可能会为了维护礼仪所蕴含的高尚内涵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春秋时期的卫庄公元年（前480），卫国发生了当政大臣谋杀国君的事件。孔子的爱徒子路当时在卫国为官，他在赶去救援国君时遭遇叛军。战斗中，子路系帽子的缨带被割断，冠帽欲落。子路放下长戟，厉声道：“君子死，而冠不免！”系好了帽缨，自己却就义了。

祝寿方案一公布，朝堂之上人人摇头，但没有人敢说话，除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于天圣六年底来到京城任秘阁校理，至今将近一年。

范仲淹认为：“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称尊之位，无北面称臣之仪。皇帝率百官向太后跪拜，是增强了母后的势力而降低了天子的威信，不可为后代所效法。”

范仲淹的奏疏呈上之后，人人都为他捏把汗。刘太后没有吭声，倒是把晏殊吓坏了。

晏殊是天圣六年八月回到京城的，比范仲淹早四个月。当初晏殊因反对张耆担任枢密使而被刘太后贬到南京，仁宗嘴上不敢说，心里是不太赞成的。恰好御史中丞去世，仁宗提出让晏殊回来接任，刘太后同意了。御史中丞是负责监察百官的机构御史台的长官。

晏殊从门下省的朝报上得知范仲淹上书的事。门下省每天将朝廷的重要政事活动加以汇编，发京城百司及全国各地官府参阅，又称邸报。当然，有些地方官不满足于朝报所通报的那些消息，自己还派些人专门常驻京城，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甚至内廷中打探些内幕消息，并立马回报。

晏殊当即把范仲淹召到自己的官署。“听说你上了一封奏章，议论冬至日贺寿礼仪，可有此事？”

范仲淹连忙答道：“确实如此。”

晏殊脸色一变：“你岂是忧国之人！人人都说你是非忠非直，沽名钓誉！你是我举荐的，你如此恣意妄为，岂不是要连累我吗？”

范仲淹刚想解释，晏殊一挥手：“不必强词！我不敢当面与你争论！”

范仲淹想了想，拱手拜退。

回到家里，范仲淹奋笔疾书，给晏殊写了一封信：“我受您知遇，唯恐对国家的忠诚不如金石之坚，对皇帝的直言不如良药之益。如今您因我上书而心生悔意，我如果不做解释，既让天下人士讥笑您没有知人之明，也让我无颜立足于您的门生之列。”

为什么上书太后？“我虽然天生愚昧，但我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德行，对上应当忠诚于君，对下应当忠诚于民。古往今来，多少明君都是广开言路，多少贤臣都是冒死进谏。如果不是这样，这些明君还是明君吗？这些贤臣还是贤臣吗？”

为什么主张皇帝不应当与臣僚一起为太后上寿？“皇帝南面称尊，为天下万民之主，怎么能行臣子之礼呢？皇帝跪拜太后是家人之礼而非国家之礼。皇帝向太后行家人之礼，可以率领亲王、皇族在内廷进行；在前殿接受百官祝贺的国家之礼，应当请太后和皇帝共同接受。如果皇帝与群臣百官同列，那么谁是君、谁是臣？”

此举是非忠非直吗？“维护皇帝之尊，难道不是忠吗？不怕降罪而言，难道不是直吗？如果这些都是不忠不直，今后还有什么是忠直呢？”

范仲淹后写道：“您如果认为我还有可教之处，希望您不要后悔当初的举荐，继续加以教导，我报德之心无穷无已。如果您认为我奸邪狡诈，不可教导，也请您在朝臣中公开宣扬，使我无法再蛊惑朝廷，也不致连累于您！”

晏殊读罢，惭愧不已，当即回信向范仲淹道歉。

但是，冬天贺寿的方案没有改变，皇帝仍然率领群臣向刘太后行跪拜之礼。

冬至过后，新年到来。天圣八年（1030），刘太后已经六十二岁，而仁宗则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的仁宗仍然在刘太后的阴影下当着皇帝。

范仲淹又给刘太后上了一道奏章。“太后拥扶皇帝处理国政已有多年。如今皇帝风华正茂，睿哲明发，太后为什么不放下大权还政于皇帝，安享长寿之福？”

一个臣子让掌握大权的太后放下权力，要在其他朝代，那是大逆不道之举，轻则丢官，重则丧命。但是，刘太后对范仲淹的奏章还是不予理睬。

其实，刘太后也不好理睬。请她让位，自然让她心里不舒畅。她要是心里不舒畅，必然要有所发作。一年后的天圣九年（1031），刘太后之兄刘美的独子病亡，刘太后伤心不已。为表达思念，她将刘子的内亲外戚甚至门人童仆七十多人都录用为官或升官加爵。几名御史官员上奏章反对，刘太后极为生气，让宰执们处置。宰执们提出将几位御史贬出京城到地方任知州，刘太后嫌处置太轻，后都贬为地方的监税小官。

但是范仲淹上书所议论的事情让刘太后有点为难，主要是因为范仲淹言之有理。让皇帝与臣子为伍向太后跪拜，于礼确实不符，历朝历代也没有先例。如今皇帝已经长大成人，也颇有智慧，她也没有理由反驳范仲淹之言。况且，要处置范仲淹，按程序需要由宰执大臣提出处理意见。如果是太后和皇帝提出的处理意见，也要经过他们的认可。但是她深知，朝中百官包括宰执大臣在内，心里头基本上赞成范仲淹所言，只是不敢说而已。不论是她本人还是皇帝，虽然不时有些内降旨意，也就是不通过两府大臣们的研究和认可而直接下达的旨意，但这些旨意用于对一些亲信的格外施恩可以，如果用于处罚官员，这可是要违背太祖以来的祖宗之法，刘太后没有这个胆量。

既然如此，对范仲淹的两次上书，刘太后采取的合适的应对办法就是不予置理。

刘太后可以不予置理，但范仲淹却不行。他请求自贬。那时把这种行为称作“自请补外”，自己请求到京城以外的地方任职，这是含蓄的说法。不采纳我的意见，说明是我错了而不是朝廷错了，因此请朝廷给予处罚。自请补外或许是一种悔过，或者是一种委婉的抗议。在宋朝，绝大多数的请求补外都是对朝政不满的一种表达。

于是，在朝廷担任了一年的馆职之后，范仲淹离开京城，到河中府担任通判。通判是知府、知州的副手，同时也是知府、知州的监察者，主要监察对象既包括知府、知州，也包括本州其他各级官员。

范仲淹离京那天，许多朝中同僚都来送行。他们送给范仲淹一句话：“范公此行极光！”范公这一去，十分荣光啊！

应当说，对范仲淹的安排还是比较优待的。虽然是补外，但没有撤销他的馆职，他是带着秘阁校理的馆职去上任的。这个安排，不排除仁宗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可能，因为仁宗认定范仲淹是个忠臣。只要有机会，仁宗一定会起用他的。

是的，三年后，也就是明道二年（1033）四月，仁宗将范仲淹召回京城，任命他为右司谏。

但是，范仲淹这次在朝中只待了半年，又被贬出京城。这回贬黜他的是认定他为忠臣的仁宗皇帝。

3

明道二年，是仁宗皇帝的多事之秋。皇室出了三件大事：刘太后去世，仁宗发现自己的身世以及仁宗废黜皇后。

这一年的二月，皇帝躬耕籍田，即亲自到籍田从事耕种。籍田是由天子耕种的农田，当然平时是征用农夫代为耕种，皇帝躬耕只是偶尔为之，以示天子以农为本之意。皇帝躬耕是件大事，按照规矩，皇帝要先到宗庙告谢先祖，然后再行躬耕。现在是刘太后主政，因此今年由刘太后去恭谢宗庙，仁宗只负责躬耕。

礼仪的问题又出现了。在与宰执们商量恭谢宗庙的礼仪时，刘太后要穿着皇帝的服装去宗庙告谢。晏殊此时已经升任参知政事，是副宰相。他认为刘太后应当穿皇后服，这让刘太后很不高兴。其他的宰辅大臣都是嚅嗫不敢明言。这时，另一位参知政事薛奎大声说道：“如果太后穿着帝服去见祖宗，是以皇帝的身份还是以帝后的身份？”话一挑明，刘太后无话可说，于是决定让礼官决定。礼官们提出的方案基本上迎合了刘太后的心思，即将帝服去掉几个佩饰，使用接近于皇帝的规格。

二月初，司天监报告说含誉星出现在东南方，光芒二尺。古人认为，含誉星是瑞星，它的出现是吉祥之兆。但朝中也有人悄悄地议论说那天出现的不是含誉星，而是彗星。彗星是灾星。

二月初八，刘太后乘坐只有皇帝才能乘坐的玉辂车，率领太妃杨氏、皇后郭氏到太庙隆重地举行恭谢先祖的仪式。

十一日，仁宗在东郊躬耕。先是祭祀先农帝，然后行籍田礼，后皇帝亲自下田。按照规矩，皇帝躬耕“三推而止”。宋朝的礼仪制度严格遵循远古周朝之制。根据《礼记》，躬耕之礼，“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三推，就是在一亩见方的耕地里，扶着耒耜往返推三次。但仁宗说道：“朕既然躬耕，就不要以古礼为限了，希望能够耕完一亩。”不过在宰臣的劝说下，仁宗耕十二步而止。一步相当于五尺。

大礼结束没多久，刘太后就病倒了。这一病，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仁宗十分揪心，诏令各地寻找良医，飞马送到京师为刘太后治病。

三月二十五日，为祈求刘太后康复，仁宗大赦天下。自刘太后主政以来被贬死于他乡的官员都恢复原职，仍健在的官员则被允许从边远之地迁回内地。贬死的名臣有寇准、曹利用等，他们都是冤死的。健在受益的是丁谓，这个该死不死的人。

这些努力没能挽回刘太后的生命。三月二十九日，刘太后去世。留下遗诰，遵太妃杨氏为太后，皇帝亲政，但军国大事需与杨太后商量后再做决定。

第二天，仁宗升殿，与宰辅大臣商量刘太后的后事。见到辅臣们，仁宗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仁宗生性仁慈，刘太后虽然对他十分严厉，但母子之情却是十分深厚。

刘太后去世前，口不能言，眼望着仁宗，不断地用手扯着身上的衣服。仁宗百思不得其解。参知政事薛奎道：“太后之意在于服饰。太后身着帝服，如何去见先帝呢？”仁宗恍然大悟，命改以太后的服饰安葬刘太后。

刘太后一去世，朝政主要靠仁宗自己处理了。刘太后遗诰中有“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之句，国家大事仍要仁宗与杨太后商量后决定。此遗诰遭到群臣的反对。就在刘太后去世的第二天，宣布刘太后遗诰后，百官要到内东门祝贺新太后。御史中丞蔡齐当时就喝住御史台诸官员道：“如今皇帝已经成年，今天刚刚亲政，怎么能又让太后当政？”第三天，仁宗宣布删去遗诰中“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之句。

仁宗的伤心尚未平复，他突然得知了一件让他无比震惊的事。

有人告诉仁宗，他的生母不是刘太后。

自己的生母，竟然不是养育自己二十几年的太后！那是谁？

是天圣十年（1032）二月去世的李宸妃！

仁宗的震惊和悲伤达到了极点。自己身为皇帝，竟然二十多年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给了他生命的母亲，虽然身居内宫，与自己相距咫尺，可是这二十多年来连自己儿子一面都不能见到，更不用说亲他、抚他，享受他的至孝。母亲这二十多年对儿子的思念，必定是刻骨铭心的。母亲去世前，是像儿子今天思念她一样伤心欲绝，还是为儿子君临天下感到自豪和安心而因此含笑九泉？

仁宗连日号哭，伤心欲绝，寝食俱废。

告诉仁宗这一真相的人是谁，史书没有记载，可以肯定是为尊者讳，也就是说此人身份极高，史书因此隐讳他的名字。不排除此人是皇室的重要成员。他还告诉仁宗，李宸妃死得不明不白，丧礼之仪不符合她的身份。

仁宗伤心之际，勃然大怒，令人将刘家宅邸团团围住，准备将刘氏一族治罪。

但是，仁宗毕竟是由刘太后抚养成人，他不愿相信刘太后会对自己的生母下毒手。在将刘家治罪之前，他需要查证事实。

仁宗先追尊李宸妃为皇太后。李宸妃生前的名位是顺容。根据大宋的制度，皇帝后宫设后、妃、嫔、御四个等级。等级是皇后，设一名；第二等级是妃子，设四级，共四人；第三等级是嫔，设十七级，顺容是其中的第七位；第四等级的御有四级，共四人，包括婕妤、美人、才人、贵人。当然，后、妃、嫔、御并非都要配齐，大宋的皇帝多数没有配齐后宫。宸妃是在去世的当天从顺容直接晋封至妃的。

李宸妃改尊为皇太后之后，就应当用太后之礼重新安葬。如此一来，就要改换梓宫，即改换棺木。

仁宗派了一个武官李用和前去察看。李用和就是李宸妃之弟，仁宗刚刚知道他就是自己的舅舅。李用和看毕回禀：“皇太后安葬时有水银保护，容貌安详。安葬的礼仪是皇妃之仪，符合当时的身份。”

仁宗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他既感且愧，叹道：“人言不可轻信啊！”他立即到刘太后的神主牌位前焚香泣告：“大娘娘从此清白了！”仁宗平时称刘太后为大娘娘，而协助刘太后抚养仁宗的杨太后被仁宗尊称为小娘娘。

其实，围绕李宸妃的去世和安葬，另有一些故事，或许仁宗并不知道。这些故事需要从头说起。

当初刘太后被真宗皇帝接入宫当了德妃后，没过几年，真宗的郭皇后去世。真宗很想就立刘德妃为后，但为大臣们所阻，理由是刘德妃出身低贱，且没有诞生皇子。这让真宗十分懊恼。他一气之下，让皇后之位空置了几年。

然而，机会来了。

刘德妃的侍女李氏得到了真宗的宠幸，不久即有身孕。刘德妃与真宗商量，对外声称是刘德妃怀孕。十个月过去，李氏产下了一个皇子。真宗和刘德妃大喜过望，当即对外宣布刘德妃生子的消息。李氏产子后，依旧回去默默地当侍女，真宗后来封她为顺容。皇子则由与刘德妃亲如姐妹的淑妃杨氏帮助刘德妃抚养。杨淑妃就是刘太后去世后遗诰立为太后的杨太妃。

就这样，刘德妃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后，几年后成为掌握国家大权的太后。不过她也并不是心狠手辣之人。李宸妃入宫当侍女前，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弟弟李用和，姐弟俩相依为命。李氏入宫时，李用和年方七岁。入宫之后，姐弟俩便断了联系。李用和贫困之下，在京城靠卖纸钱为业。李宸妃生了皇子之后，刘太后得知她有一兄弟，就让刘美想方设法找到了李用和，并给他封了一个武职。李宸妃去世后，刘太后又特地将李用和升迁为礼宾副使。礼宾副使是一个中级武官。

李宸妃去世的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宰相吕夷简觑空问了刘太后一句：“听说昨夜后宫有人去世？”

刘太后沉下脸来问道：“宰相也想管后宫的事吗？”说完，立即带着仁宗退朝。

过了一会儿，刘太后独自一人上殿，对吕夷简说道：“宰相为什么要离间我母子？”

吕夷简反问：“难道太后不为刘氏的今后着想吗？”太后默然。

李宸妃安葬时，按规矩妃子的梓宫应当出西华门，但刘太后的旨意是让梓宫走小侧门。侧门太小，需要临时挖掉一段宫墙以扩大宫门。吕夷简又出来了。他求见刘太后，但是刘太后不见他，只派了个内侍出来问宰相有何公干。

吕夷简告诉内侍：“妃子安葬，应当出西华门，錾墙而出不合礼仪。”

刘太后听了，让内侍责问吕夷简：“宰相为何要管这种事？”

吕夷简答道：“臣身为宰相，凡是朝廷大事，都要据理力争。太后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就不回去。”

如此来回三次，吕夷简生气了，向内侍正色道：“宸妃诞下了皇帝，如果她的丧礼不符合规矩，他日必定有人要为此承担责任，到时不要说吕夷简今天未做提醒！”

内侍听罢，胆战心惊地回禀刘太后。终，梓宫按规矩自西华门而出。

刘太后与仁宗母子的这一段关系，后来被民间艺人加以充分的艺术加工，演绎成为流传几百年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刘太后成了一个恶毒的女人。她和宫女李氏同时怀孕、同时产子。刘氏为了争当皇后，让人用剥了皮的狸猫偷偷换走李氏生下的皇子，以此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使李氏被打入冷宫，而自己终于被立为皇后。但是天怒人怨，刘氏所生之子不久夭折，而李氏所生皇子在经过磨难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在清官包拯的帮助下，皇帝得知真相，与双目失明的生母相认，而已经成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故事很有感染力，让刘太后在民间背了几百年的黑锅，这黑锅恐怕还要继续背下去。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看，刘太后是颇有功绩的。她主政期间，号令严明、恩威并施，社会稳定、边境安宁。涉及百姓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如税赋、劳役等没有变化，官员们一如既往同时也是按部就班地履行职责，同契丹国的关系以及与西夏的西平王赵德明、南方交趾的南平王李德政等藩属国国王的关系也比较稳定。尤为重要的是，她下决心贬黜了曾经宠信的奸臣丁谓，任用了一批品行端正的大臣，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虽然将皇子据为己有、至死不说明真相有悖情理、有损人伦，但她对李宸妃还是善待的，并没有迫害李宸妃及其亲属，这在那种社会里已属极为难得。至于对家人、亲信偏一点心、多给点恩泽，甚至包庇点过错，相对那个时代的帝王后妃们而言，刘太后不算太过分，至少她没有滥杀大臣——除了将盛气凌人的枢密使曹利用迫害而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不要说手握如此大权，就是当个小官小吏的人，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肯定是多于道德高尚、品质清廉的。

就在后宫风雨尚未平静的时候，仁宗发布了亲政后个重要的任免决定。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张耆、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和赵稹以及枢密副使夏竦、范雍全部被罢免。

其他几位宰辅被免还可以说在预料之中。皇帝亲政，必定要有一些新气象。但是吕夷简也被免职，实在是出人意料。

吕夷简是首相。在原有的宰执大臣中，仁宗信任他。仁宗甚至与吕夷简商定，张耆、夏竦等人都是刘太后所亲信任用的，要全部罢去。但是就在商定此事后的当晚，仁宗在与皇后闲聊时，无意中提到了这一决定。皇后多嘴，对仁宗说道：“吕夷简不也是太后的人吗？只不过多机巧、善应变而已。”第二天，吕夷简带领朝臣们听旨。在罢免的宰执名单中，吕夷简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大惊失色，不知何故。直到赴地方任职多日后，他暗中结交多年的阎文应才帮他打听到是皇后捣的乱。

仁宗今年遭遇的第三次后宫风暴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范仲淹在这样一个时期回到了京城。仁宗任命他为右司谏。右司谏是谏官，可以就任何事情向皇帝进谏、规劝。范仲淹一上任，就连连上言。

他先上了一道奏章，反对册命杨太妃为太后。他说：“一位太后刚去世，又立一位太后，难道皇帝一天也离不开太后吗？”仁宗部分采纳了他的意见，杨氏太后的身份不变，但取消了册命仪式。

第二道奏章是建议不要对已故的刘太后说三道四。刘太后在世时，有些人什么也不敢说；刘太后一去世，他们就一概否定刘太后主政时期的所作所为。范仲淹对仁宗说道：“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陛下十几年，应当掩小过而全大德。”仁宗深以为然，诏令百官不得妄加评论。

六月中旬，江淮一带遭受水灾。范仲淹上书建议朝廷派遣官员安抚、赈灾，但几天过去不见批复。于是范仲淹在一次早朝时问仁宗：“陛下如果半天不吃饭会当如何？如今东南几路灾民都在盼望朝廷赈济，怎么能置之不理？”仁宗连忙让中书省拟旨，直接派范仲淹巡行江淮。

赈灾回来，范仲淹向仁宗进呈了一种食物。这种食物是野燕麦，民间称为乌昧草，味极苦涩，难以消化，百姓只有在粮食穷尽的时候不得已才拿它当饭吃，而这次受灾的许多灾民都以此为食。范仲淹建议仁宗将乌昧草分送后妃和皇亲国戚，让他们尝尝，也知道点民间疾苦，收敛些奢侈之心。仁宗也一一接受。

十月，前宰相吕夷简也回来了。自半年前将他罢免后，仁宗任命自己当太子时的两位旧臣张士逊和李迪担任宰相。张士逊任首相，无所建树，还常常阻挠对一些人才的使用，仁宗对他不满，因此想念起能干的吕夷简。于是，仁宗将张士逊罢免，将吕夷简召回。

这时，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被策划成一个阴谋，在宫廷刮起了又一场风暴，把范仲淹也深深地卷入了其中。

事情的开始只是一个后宫争宠的宫闱小事。

仁宗的皇后姓郭，是八年前的天圣二年（1024）册立的。郭氏的祖父郭崇是太祖朝立过大功的名将，母亲是太宗明德皇后的姐姐，家世显赫，但自真宗朝开始，郭家没有出过什么大官，渐至衰微。

立郭氏为后是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做主的。她说：“皇后出于衰旧之门，可以避免今后外戚干政。”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仁宗后来的皇后曹氏出身更为显赫，立后之时她的几位叔伯都是当世名将，而她本人却十分贤惠，后族也极谨约自守。

如果让仁宗自己决定的话，他希望立张美人为后而不是郭氏。但他不敢违抗太后之命。因此当刘太后在世时，仁宗基本专情于郭氏，与其他的妃嫔美人极少接触。

今年三月刘太后去世后，仁宗没有了约束。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他开始与自己喜欢的女人尽情享受着爱的欢乐。而此时他为宠爱的，是美人尚氏和杨氏。而郭皇后自然因此受到冷落。

以往有太后的喜爱，加上显赫的家世，郭氏在宫中颇为任性，甚至有些跋扈。如今受到冷落，郭皇后心中自然有些怨恨，总想找到一两个机会出出气。一天，皇后打听得皇帝正在尚美人处，于是赶了过去。也怪这尚氏，仗着皇帝的宠爱，有些忘乎所以，对皇后礼仪不周。皇后抓住把柄指责尚氏，而尚氏居然还与皇后争执。皇后极为愤怒，扬起秀掌，扇向美人。美人一偏头，正好赶上仁宗上前劝解，于是皇后的一掌扇到了皇帝的脖子上。女人争锋，都是连抓带挠。皇后这一掌下去，仁宗的脖子当即留下指痕。皇后再强悍，当时也吓得跪在地下，花容失色、语无伦次。仁宗一语不发，转身回宫。

阎文应跟在仁宗后头，瞅准机会说了一句话：“陛下何不在明天让执政大臣们看看皇后的指痕？”阎文应就是那位与宰相吕夷简交好、帮吕夷简打听到半年前被免职幕后原因的宦官，时任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入内内侍省负责皇帝私密的生活，阎文应是副总管。

仁宗对皇后的不满已非一日两日。一遇到皇后悍妒发作时，他就心生废后之意。阎文应的话点醒了他。

第二天一早，仁宗召见宰执大臣和近臣。他十分委屈地向他们展示了脖子上的指痕。宰执大臣们没有提出什么意见，绝大多数人把这种事看作简单的后宫争宠的家事。谁家没有夫妻争吵的时候呢？

见无反应，三司使范讽挺身而出，提议皇帝废黜皇后。废后理由不仅是皇后悍妒、无礼犯上，还加上了一条：皇后无子。结婚近九年了，皇后没有为皇帝生下一个孩子。三司使是地位仅次于宰执大臣的重臣，独立于宰执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收支。范讽还兼任侍从官，他既是重臣也是近臣。

皇帝与皇后的争吵拌嘴是家事，可是皇后的册立和废黜是国家大事。于公而言，废黜皇后往往同皇位争夺、权臣谋逆、外戚干政、宦官谋乱等严重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相牵连，不可轻言此事。于私而言，作为臣子，让皇帝废黜皇后，无论如何都有些心怀不轨的企图或大逆不道的意味。多数时候，这种提议具有相当大的风险。皇帝可能会勃然大怒，责以重罪，百官中任何一个人也都可以弹劾他。

范讽同郭皇后没有恩怨。他提议废后，是想帮宰相吕夷简的忙。

范讽为什么要给吕夷简帮忙？

范讽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他能力极强，在地方任职期间曾济贫扶弱、整治不法，深受百姓好评。可是几年前，他为了到朝廷任职，却夤缘讨好宦官张怀德。张怀德是刘太后的亲信，他曾经帮过几个人的忙，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是相当著名的，其中有向真宗进谗言陷害大宋功臣寇准的王钦若，有半年前被仁宗免职的原枢密副使夏竦。在张怀德的推荐下，刘太后重用了范讽，让他担任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范讽在御史中丞任上，却又表现得公正直言，连连弹劾了刘太后的几个姻亲。刘太后去世后，范讽升任三司使，成为仅次于宰执的重臣，但他自视颇高，一心想进入两府。如果吕夷简能向仁宗推荐他，进入两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强中更有强中手。吕夷简利用了范讽的这个弱点为自己办成了几件大事，但后来也因忌讳他而将他排挤出京城，终老他乡。当然这是后话了。

范讽提议废后，让皇宫争宠的家事发展成了国家大事，宰执们无法回避。吕夷简自然而然地附和了这个建议。

但是，仁宗还在犹豫。毕竟废后是国家大事，虽然符合自己的心意，但于理不足，于情也尚有不忍。

当断不断之时，废后之议在一些朝臣中流传开来。

范仲淹也听说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一点小事，怎么就发展到废黜皇后的地步？范仲淹上书仁宗，劝谏他不可废后：“希望陛下立即消除此念，以免天下人心惶惶！”

但是，决策层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十二月二十三日，废后诏书下达。诏书称：“皇后因为没有生育皇子而自愿入道观修行，因此特封其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移居在长宁宫修养。”

这天恰逢大寒节气，诏书的下达似乎要印证这个时节的寒冷风暴。

风暴仅仅是开始。朝中两大监察系统的台谏官员即御史台官和谏官，当日立即纷纷呈上章疏，要求仁宗收回诏书，不要废后。

但是，他们的章疏无法送到仁宗面前。所有的上书渠道，无论是皇宫的阁门还是进奏院、登闻院、理检院、通进银台司等，全部拒收台谏官的章疏。宰相吕夷简已经提前下令各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员们的奏疏。

台谏官员上书无门，在本朝史无前例。这种情况，历史上只有在皇帝昏庸无能或荒淫无道的朝代才可能出现。于是，台谏官员们决定集体进宫进谏。谏官以范仲淹为首，台官以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孔道辅为首，孔道辅是孔子的嫡传后代。

他们来到垂拱殿门外，跪伏在地上，请求皇帝接见。守门侍卫见状急忙关闭殿门。孔道辅怒不可遏，起身上前，抓住门上铜环尽力叩门，高声喊道：“皇后被废，是国家大事，陛下为何不听台谏一言？” 叩门的咣咣之声响震威严的皇宫，门外卫士无不张皇失色。

门内，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大门打开，一个内侍站立门前高声宣谕仁宗口诏：“皇后当废。至于理由，卿等可到中书省，请宰相向卿等详论。”

在中书省宰相的政事堂内，宰执们早已接到皇帝旨意。远远见到台谏官们到来，首相吕夷简和次相李迪已经迎在门前。台谏官与宰执大臣展开了激辩。

孔道辅大声质问：“帝、后对于我们人臣犹如父母。父母不和，应当劝解，怎么能顺从父亲废黜母亲？”

李迪生性宽厚，他答道：“皇后无子，为社稷着想，应当让位。”

台谏官们一片哗然：“帝、后正年轻，今日无子，等于今后也无子吗？”

李迪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对。

吕夷简在一旁徐徐说道：“废后之事，古已有之，诸公不必如此纷争。”

范仲淹接过来说道：“相公所言古已有之，想必不是指那些昏君废后之事。古往今来，可称为明君且又曾废后的，也只有汉光武帝了。”相公是那时对宰相的尊称。

“正如司谏所言。”吕夷简答道，他正是此意。

“光武帝神文圣武，开创盛世，确实是有道明君。然而光武帝废黜皇后却非明君之德，而是昏君之举。相公岂能将古时明君曾经做出的昏庸之举，拿来让皇帝效仿？”范仲淹的这一番道理出乎吕夷简意料，他也无言以对。

台谏官们又开始群情激昂。其中一位冲吕夷简喊道：“相公劝皇帝废后，可是借机发泄私愤？”

吕夷简满面羞惭，冲台谏官们拱拱手：“诸公，废后本是皇帝之意。诸公所论有理，请明天一早上朝陈述吧。”

听了此言，台谏官们一哄而散。

其实吕夷简使的是缓兵之计。台谏官们刚刚离去，吕夷简随即进宫面见皇帝。仁宗一听吕夷简说明天上朝时台谏官们还要纠缠此事，就有些惶恐不安。但是，吕夷简自有办法。

次日一早，半月还挂在天空一角的时候，范仲淹、孔道辅已经来到待漏院等待上朝。时间还早，待漏院里还没有多少官员。一个内侍突然出现，宣读诏书：孔道辅出知泰州，范仲淹出知睦州，其余参与进谏的台谏官各罚铜二十斤。

范仲淹和孔道辅只得各自返家。还未到家门，就看到有官人在门外等候。他们奉宰相之令，立即押解范仲淹和孔道辅离京上任。二人一日不离京，皇帝和宰相一日不安心。其实从解决麻烦的角度看，吕夷简为仁宗出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

或许是出于内疚，或许是于心不忍，范仲淹和孔道辅虽然被贬出京城，但他们的朝廷职务并没有撤销。范仲淹是带着右司谏的身份赴任的。

范仲淹和孔道辅走了，台谏官们还在继续抗争。

侍御史杨偕请求与范仲淹、孔道辅一起贬黜。这显然是向皇帝挑衅，但仁宗不予置理。

殿中侍御史段少连接连递进两个奏疏：“陛下因皇后的一点小过错就将她废黜，那么臣僚之妻如果也有小过错，是否就可以把她贬降为妾呢？如果仅仅因为后宫争宠就废黜皇后，史书将如何评价陛下？子孙将如何议论此事？”仁宗依然不予置理。

仁宗的忍耐终于换来了风烟的消散。所有的既成事实都无法挽回，仁宗取得了后的胜利。其实胜利者并不只是他一个。

范仲淹和孔道辅被贬出京时，杨偕、郭劝、蒋堂、段少连等台谏官员闻讯赶来送行。他们送给两次遭贬的范仲淹一句话：“范公此行尤光！”意思是，范公这一去，更为荣光啊！

4

严子陵钓台是个启人心智的地方。

苍翠的杉松，清泠的飞瀑，接天的雾海，雨润的青山，宁静间不时响起数声鸟鸣，幽深处喜闻几声人语，让世人有幡然而醒的感觉。仰观宇宙，俯察万物，前瞻古人，后望来者，谁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只有寂静万年的山林水雾在默看云卷云舒。

“子陵先生淡泊名利，似乎也只有如此清雅灵秀之地能与先生的潇洒相配了。”章岷在一旁说道。

章岷是睦州司户参军，负责民政事务。范仲淹虽然到睦州不足两个月，但章岷的文才、干练和直言不讳的坦诚让他十分欣赏。

范仲淹深表赞同。“所谓人杰地灵，人因地而杰，地因人而灵。我等心无先生之高雅，身有官场之羁绊，难以像先生那样山水寄情、渔耕传家。如果将来老迈之时能够在此颐养天年，与一二知己围炉消酒、诗书伴雨，则此生足矣！”

章岷笑道：“范公也有如此清心。”

范仲淹也是呵呵一笑：“此心早已有之。大中祥符初，仲淹游学陕西，到了鄠县，与才子王镐和周、屈两位道长相识。我四人常常同游于长安的鄠、杜一带，啸傲于山林之间。谈古今，论贤哲，倚高松，听长笛。闲观周道士书篆，或与屈道士论《易》。一天晚上，我等四人聚会于圭峰山下的王家别墅，开樽畅饮、谈笑正酣之时，远处忽然传来一缕笛声，荡涤神志。走出户外，只见明月之下，万籁俱寂；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清扬悠远的笛声依山而走，上拂霄汉，下满林壑，如清风自发，似长烟自生。我四人回身相望，只见天地人物浑然一体，洒然于苍穹之中。那时的心境，仲淹至今难忘。”

章岷听得呆了，许久才道：“如此意境，真令章岷向往！不知吹笛者何人？”

“一介既老且贫之书生。每当月华高照之夜，他都要操长笛吹上数曲，四十余年，从不间断。”

“穷困不减其乐，真高人也！”章岷由衷赞叹。

沉默片刻，章岷环顾杂草丛生的高台，叹道：“子陵先生当年渔樵耕读，当有些土屋茅棚，如今踪迹皆无，令人叹息！”

范仲淹点了点头：“先贤事迹自有文章流传千古，但是如果有一点遗迹残留，也胜过文章百篇。我意在此建一祠堂，宣扬先生之德，以供世人瞻仰。”

章岷连声赞同：“甚好！甚好！”

范仲淹接着说道：“建祠诸事，还请伯镇仁兄承担。”伯镇是章岷的字。

“那是自然，范公放心。”

一缕炊烟自江对岸升起，吸引了二人的目光，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在轻朦的林雾之中，青色的炊烟袅袅，闲散中透着孤傲。章岷笑道：“富春的灵秀能点化万物啊，连此间的炊烟似乎也有些仙气。”

范仲淹凝视片刻，说道：“此处炊烟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你我同过对岸去寻访一番，如何？”

章岷自然愿意。

一个槿篱环绕的农家院子，坐落在参天大树之间。主人是一位鹤发老者，却不像是普通农夫，应当说肯定不是农夫。农夫之家不会有书童陪伴，更不会有满屋的翰墨之香。

书房的墙上有一幅画。画中一江横流，峰峦叠翠，云山烟树，沙汀村舍，江山浩渺，意境深远，一看就知这幅《云山村舍图》的作者不是凡人。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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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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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揭示、分析了其政治生涯，探寻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乐精神，为国家、民族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形成、发展的思想动因，从而揭示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人格气节、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历史使命感的精神来源。而范仲淹精神正是中国现阶段的改革特别需要的，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和发扬。

★这不仅是一本历史人物传记，更是一本君臣共治国家治理模式的解密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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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前言

看那艘历史的轻舟

（再版序）

时隔多年，在修订中重读此书，依然让我心起波澜。

回想起来，此书的创作动念于十年前，而出版则是在三年后的2012年。如果我们能够让眼光超越现实，而从未来对现在做一个历史的观察，那么应当会认可这样一个判断：2012年必将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因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它给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了全新的进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重读此书的心境与之前是截然不同的。各是什么样的心境？不言而喻。如果要说，那会是另一本书。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那些已经远离当代的历史仍然展现出它对现实的影响，那么它就跨越了时间的长河而回到现实，成为当代史的一个细胞、元素，甚至是重复的片段。所谓国事如家事，历史也是现实。我们听说过的那些帝王将相或英才俊杰，在如今就是有能力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人士；书本里记载的乱世炼狱或是盛世太平，即使今天的我们未必都经历过，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究它们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规律而加以规避或借鉴吗？东晋的王羲之也有一句名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现实就是历史。两位哲人的话，其言殊异，其旨归一。如果我们能够选择身处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生存于这样的当代，而不要成为那样的往昔。

我不是历史的专家，我只是历史的读者。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与克罗齐和王羲之无关。我只是认为，读历史是一定要与现实呼应甚至是共鸣的，否则这历史就白读了。至于呼应、共鸣的深浅如何或是畸正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要落在纸上、写在书中，就让读者去体味和评判吧。

这本书的书名，修订前的版是《清风有骨》，其实我更爱这个名字，虽然我也知道它有些孤冷，让人不太容易接近。承此书再版的策划人高欣先生建议，改为现名。书的名字如同人的相貌，如果能让读者因为书名而更愿意接近此书，同时又不至于改变它的品质，我是乐于接受的。更何况，现在这个名字也能够准确地表达此书的一个观点——范仲淹和他的时代的确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命运，无论是那时的当代史还是未来史。

有些历史，自成为历史之后就被湮没于尘埃之下，不知踪迹，其自身甚至也几近于成为历史的尘埃，它们在克罗齐看来不是“真正的历史”。而范仲淹和他的时代，应当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永远的、清晰的“真历史”。

书籍介绍

本书主线是讲述范仲淹传奇的一生，重点再现了范仲淹近三十年政治生涯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28—1038），政坛三起三落。他曾因直言上书、被人诬陷勾结朋党，三次被贬，但他从不在意个人得失，所到之处，不仅继续向朝廷提出各种改革意见，还一心一意为人民做实事。第二阶段（1038—1043），御守边疆。1038年，西夏元昊登上王位，随即发动了对大宋王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西北边境压力陡增，范仲淹被重新启用，负责西北军政事务。他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行兵制改革，提升军队战斗力，团结羌、吐蕃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固城防、修建城堡，从而保证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第三阶段：庆历新政（1043—1045）。1043年，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着手清除弊政的改革——庆历新政。范仲淹陆续提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等改革意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领域。当改革生现成效之时，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被扣上了朋党的大帽子，改革很快被叫停，范仲淹再次被贬到地方，直至去世。

范仲淹布衣时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书院为严师，在边疆为名将，在朝廷又为良相，如此全能又完美，他是如何做到的？本书用优美的散文笔法，生动感人的历史细节，带入感十足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360度全方位立体呈现一个人格独立、文武双全又充满家国情怀的范仲淹。

本书在叙事过程中还穿插讲述了北宋的官僚体系以及这些体系背后蕴藏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讲清了北宋君臣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来龙去脉，从而解答了庆历新政为何会从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改革走向意气和任性，并最终陷入政治纷争的。另外，本书也讲述了宋、辽、西夏三国间的外交、军事始末，介绍了北宋独特的军事制度，从而让读者明白北宋军事孱弱的症结所在。